明朝統治云南時期是云南人民的苦難史，朱元璋的“焚書坑儒”讓云南徹底忘卻故國歷史

為什么說明帝國統治云南時期是云南人民的苦難史？

明帝國統治云南的歷史當然是云南人民的苦難史，站在云南的視角，對于那個殘暴腐敗的明帝國，必須予以歷史否定。

很多云南朋友有一個誤區，在他們眼中，由于清軍入滇時進行了大屠殺，所以仇清擁明是理所應當的。其實這是一個明顯的錯誤。稍微懂歷史的人都知道，明帝國在云南將近三百年的統治，除了帶來饑餓，屠殺，苦役，戰爭之外再無其他。明帝國對云南的殘暴統治幾乎毀滅了南詔大理的近六百年的文化。如果云南人民僅僅是因為明朝貢獻了幾個像點人樣的官員就歌頌明朝的話，那還不如歌頌元朝，至少第一，元朝沒有做出毀滅南詔大理的史書的反文明行為。第二，元朝在云南的地方官賽典赤對云南的貢獻超過之后幾百年任何一位流官.盡管如此，云南人民也不應忘記忽必烈征服云南時所犯的暴行，更遑論一個對待云南遠遠比不上元朝的明朝。

說起云南的歷史，就不得不提南詔國和大理國，南詔國的首都位于陽苴咩城【今大理古城西部】，該城最為悠久，也最為輝煌，是當時云南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在南詔國，大理國的時代，云南歷史上幾乎沒有發生過饑荒，也沒有過大型流民起義造成的人口減半的“大洪水”。無論中原歷史上出現過多少次掠奪與殺戮，出現過多少次人口大滅絕，云南在崇山峻嶺的保護下都能安然無恙，如同西南的世外桃源。

由于獨特的地理優勢，加上南詔國王與本地百姓存在著有機聯系，南詔成為了一個東亞舉足輕重的國家，并迅速登上歷史舞臺。南詔正面全滅玄宗時代的二十萬唐軍，一戰干掉十萬吐蕃軍活捉五個王，東進伐唐，取安南，掃廣西，破成都，橫掃四川八百里，唐人哀嘆被南詔打得節節敗退的無能為力：“守隘一夫何處在？長橋萬里只堪傷。紛紛塞外烏蠻賊，驅盡江頭濯錦娘““大渡河邊蠻亦愁，漢人將渡盡回頭。此中剩寄思鄉淚，南去應無水北流。”“越巂城南無漢地，傷心從此變為蠻。冤聲一慟悲風起，云暗青天日下山。”。在整個唐帝國時代，南詔就是中原王朝的最大敵人，而唐軍反擊卻始終不能出國境，在南詔打擊下，唐帝國幾乎亡國。南詔在東南亞的國際地位也是非常崇高的，公元832年，南詔派大軍攻入驃國【在今緬甸伊洛瓦底江下游卑蔑附近】都城，驃國大敗，國王被俘，驃國重要的沿海重鎮大多都被南詔占領，，驃國從此成為南詔的自治邦。公元858年，獅子國【今斯里蘭卡】攻打驃國,南詔援助驃國，打敗了獅子國軍隊，奪得原驃國國寶——釋迦牟尼真身佛牙舍利，并將其供入三塔的主塔千尋塔中。毫無疑問，南詔時期，云南的歷史是一個輝煌奪目的時期。

大理代南詔后，對周圍國家保持了將近三百年的友好政策。蒙元入侵大理后，大理并沒有出現類似宋朝丁家洲之戰主帥不戰而棄幾十萬大軍先行逃跑的荒唐故事。大理的高氏幕府選擇為了保衛主君和云南百姓而與蒙古大軍殊死作戰，寧死不屈。大理相國高泰祥兵敗被俘，臨刑高呼“段運不回，天使其然，為臣隕首，吾事畢矣！”，忽必烈都驚嘆其為忠臣，對其后代“許以世其官”。后來，高氏子孫有的被封為姚安、鶴慶等地方的土司，世代承襲30多代，直至改土歸流。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南宋一干武臣，宋亡后，元世祖曾問一干宋降將：“爾等何降之易耶？”答云：“宋有強臣賈似道擅國柄，每優禮文士，而獨輕武官。臣等積久不平，心離體解，所以望風送款也！”元世祖說：“正如所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忽必烈對高泰祥的敬重和對南宋諸臣的鄙薄，也從一方面體現了大理國和宋國道德層次的差距。

蒙古征服大理的過程中，雖然有少數屠殺，但是征服大理國后，卻未對云南進行大規模的破壞。元朝仍然委任段氏做“大理總管”，授予其在云南擁有自治權。云南在元朝仍是一塊人間樂土。 世界著名的旅行家馬可?波羅是這樣記錄他所見的云南景象的——“到達省會，名雅岐（鴨池，即昆明），系一壯麗的大城。城中有商人和工匠，為雜居之地，有偶像崇拜者、聶斯托利派基-督徒、薩拉森人或回教徒，但偶像崇拜者人數最多。本地米麥生產甚豐……” 王升在《滇池賦》里是這樣熱情歌頌了繁華的云南——“千艘蟻聚于云津，萬舶蜂屯于城垠，致川陸之百物，富昆明之眾民。迨我元之統治兮，極覆載而咸賓。矧云南之遼遠兮，久沾被于皇恩。惟朝貢之是勤兮，犀象接跡而駪駪。如此池之趁海兮，亙晝夜之靡停。因而歌曰：萬派朝宗兮，海宇穹窿；圣神膺運兮，車書大同。” 然而，這個繁華美麗的云南，怎么在歷史上消失了呢？

隨著明帝國的建立與侵略，云南的繁榮便迅速終結了。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應天府稱帝，建立明帝國。這個明帝國的核心，是由一批邪教徒裹挾流氓無產者形成的戰斗組織，朱元璋殘暴的流寇軍隊吞并了深得百姓愛戴的張士誠，陳友諒保衛的江浙和福建地區，滅絕了東亞大部分地區的大部分人口。喪心病狂的明軍甚至發明了烤人排這一大“專利”，其聳人聽聞程度幾乎讓后世的納粹軍隊感到汗顏。殘暴的朱元璋用刀架在人脖子上逼人出仕，發明了“不為君用”這一說法，在朱元璋的眼中，凡是想做隱士，不愿意加入明朝官僚系統的士大夫，統統都應該屠殺殆盡。不少儒家士大夫為此身死家亡。朱元璋時代的農戶,禁止自由遷徙,禁止擅自改變職業身份即籍，并展了學大誥運動，給大家規定了起床時間、吃飯時間、睡覺時間，并且安排德高望重的人來監督，要是有人膽敢睡懶覺、做白日夢、干私活，不僅這個人要被懲處，連監督他的老頭也得受連累；他讓老百姓們都得互相監視以便集體進步，誰要是敢天天藏在家里有什么事情不做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被認為是奸人，而受到處罰，違背他的大誥訓令輕則“家遷化外”，重則凌遲、刷洗、抽腸、剝皮、黥刺、閹割、挑膝蓋、錫蛇游。

朱明在統一關內后，開始把魔爪伸向了西南邊疆。元帝國從大都敗退時，在云南這個地方還駐守著元朝梁王把匝剌瓦爾密的軍隊和自治的大理總管段功。在元末大亂的情況下，云南由于段功和梁王的聯合，擊敗了想要入侵云南的紅巾流寇，保衛了云南的太平。然而梁王卻猜忌段功想要吞并云南全境，竟然毒殺了段功。結果大理段氏正式與梁王翻臉。引發了云南內戰，便宜了明軍的入侵。1381年，明朝出動30萬大軍，正式入侵云南。1382年，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兵敗自殺，段氏就擒，明軍占領了云南。云南百姓正式落入明帝國的手中，云南開始了自己的悲劇時代。

一、毀史與破壞

“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朱元璋在征服云南后，首先做的一件事便是毀滅云南歷史，明朝攻克云南后，在大理實行文化滅絕政策。明軍將大理所有有文字記載的書籍全部收繳后，“在官之典籍，在民之簡編，全付之一炬（《滇系?典故系》）”；而大部分有關南詔和大理歷史的碑記木刻，也盡可能砸毀。這種罪行比“焚書坑儒”有過之而無不及。大理國開國者段思平故居所在的文閣村，也被明軍夷為平地，村后的蓮花山，則被當作是段家的龍脈，被明軍削去了整整一個山頭。眾所周知，南詔國，大理國，元屬云南時期，云南幾乎保持了類似中國春秋戰國式的將近600年的封建自治時期，春秋戰國時期東亞大陸出現了政治空前開放、經濟空前繁榮、思想空前活躍、文化空前發展的局面，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盛況。其中許多思想文化遺產，如孔孟老莊等學者的重要思想，直到現代還閃爍著耀眼的光芒，成為今天中華文明的象征。可以想象，在中原帝國一步步邁入衰老的同時，云南在南詔大理統治時期卻保留了“小春秋戰國”的青春活力，也絕對產生了云南自己的孔孟，周公，司馬遷。

南詔和大理并非如同后世史書污蔑的那樣是一個野蠻國家。相反，南詔，大理的文學，史學都是具有一定高度的。從《南詔圖傳》題記可知，南詔時期已有《張氏國史》，《巍山起因》，《鐵柱記》，《西洱河記》等史書，由樊綽《云南志》可推知，南詔有專門的史官編寫史志，對史書的編篡達到了較高水平。

《南詔圖傳》局部

從《護法明公德運碑》來的記載來看，大理國也是具有專門的修史機構與史官的。南詔和大理的這些《國史》，在元朝尚可見到。然而明軍到了云南后，這些古籍全部遭到付之一炬。除了銷毀書籍和檔案外，明朝還系統的對殘存書籍和檔案，進行篡改。明臣楊慎更是把云南流傳很廣的史書《白古通記》篡改為《滇載紀》一書。直到今天，我們只能根據這些被篡改的史書，來憑吊那個從歷史上幾乎被消抹的南詔和大理以及它們產生的云南文化。朱元璋破壞云南文化藝術的行為，與希特勒殺害捷克畫家穆夏，斯大林槍斃烏克蘭民間流浪藝人，又有什么本質區別呢？

二、 戰爭與屠殺

明軍開始征云南時，云南有三大地方勢力，即滇東梁王，滇西段氏，滇南麓川，麓川是一個傣族先民【泰族】建立的國家。在梁王和段氏滅亡后，鑒于實力的懸殊，麓川開始選擇向明朝稱臣。1399年，麓川國王思倫法去世后，其子思行法繼位，各地泰族頭人準備脫麓川自立時。明朝不但沒有保護屬國的穩定與安定，反而乘機冊封這些泰族頭人，分割出木邦（今緬甸撣邦北）、孟養（今緬甸克欽邦）、孟定（今臨滄耿馬）、大侯（今臨滄云縣）、南甸（今德宏梁河）五土州府和潞江（今保山潞江壩）、灣甸（今保山昌寧）、孟連（今臨滄孟連）、者樂甸（今普洱鎮沅）五長官司，使麓川轄地僅剩勐卯、隴川等地。這種行徑無非就是想把云南最后的自治勢力麓川給徹底分割，然后逐個吞并，必然會引起麓川的憤怒。1413年，思行法讓位于其弟思任法，麓川經過多年的養精蓄銳，于1428年對明開戰，準備恢復祖地。明朝為了對付一個小小的麓川，先后連續發動數十萬人對麓川進行進攻，以致“軍民連年征進，財務困弊”，“大軍經歷之地，緣途整備芻糧”加上明軍“全無紀律”。因而造成了“麓川三大役，騷動幾半天下”，導致了貴州發生了20多萬人的大起義。可笑的是，明軍三次征討麓川，卻仍未徹底吞并麓川這個小國，最終卻以盟約形式結束戰爭。

在麓川與明的戰爭中，非常值得一提的便是明軍在戰爭中的暴行。1441年地第一次征麓川之役，便有10萬麓川軍民倒在了明帝國的屠刀之下。明軍攻克麓川寨后，更是“焚溺數萬馀人”。明軍素質低下，枉殺和搶掠及其嚴重。一個滇南小國，遭到如此浩劫，誠可悲乎！

16世紀起，在明帝國的殘暴殖民統治下，云南人民過著悲慘的生活，為此，云南歷史上多次發生武力或非武力抗爭。明朝為了鞏固在云南的統治，采取拉攏土司，“以夷制夷”的方法，通過給予一些土司好處來鼓勵他們鎮壓云南人民。頗似后來清軍利用漢軍征服江南反清政權。下面是16世紀以來的云南抗明斗爭：

1500年，尋甸人民“殺官奪印”，遭明軍鎮壓。

1507年，師宗發生彝族起義，明國派武定的彝族土司進行鎮壓。

1514年，彌勒彝族發動起義，明政府鎮壓后，又“置之城堡，分軍守備”

1515年，施甸“蒲人”發動反明斗爭。

1515年，十八寨彝族人民發動反明起義，明軍竟然采取殺光的殘酷手段，而且最終竟然砍下樵夫的頭去領賞！

1529年，昆陽，新興【玉溪】的莊戶聯合彝族反動反明起義，參加者萬人以上，堅持三年，慘遭鎮壓。

1557年，莽甸不堪明朝的征糧過急，發生起義。

1574年，莽甸彝族再次起兵，明軍鎮壓后，實行“立營戍守”的殘暴軍管政策。

1622年，羅平各民族起義，三次圍攻羅平州城。1623年，起義被殘酷鎮壓下去。

明帝國不僅殘酷鎮壓云南人民的起義，而且無力保護云南不受緬甸侵略。

1583年，緬軍“分道入寇，傷殘數郡，蹂嗬一方”，留下一片“白骨青磷”，以致數年以后，人猶切齒。《西南夷風土記》說：“應里（緬王莽應里）性極慘刻，凡有罪者，群埋土中，露頭于外，以牛耙之，復復以柴草，舉火焚之，彼此縱觀以為樂。江頭城外有大明街，閩、廣、江、蜀居貨游藝者數萬，而三宣六慰被攜者亦數萬，頃歲聞天兵將南伐，恐其人為內應，舉囚于江邊，縱火焚死，棄尸蔽野塞江。” 緬甸“盡并孟養地”。至此，孟密、木邦、孟養等大片土地都淪于東吁王朝統治之下。在明代云南地方被緬甸侵占而去的領土足在十多萬平方公里以上！明朝在緬甸的六慰全部丟給了緬甸！

在明緬戰爭中，還出現了一件極為痛心的事。明軍殺良冒功的毛病始終不改。金騰兵備道、萬歷年間的大儒李材就干過這個勾當，他在明緬戰爭中，自稱斬首緬軍千余，但后來在云南巡按御史蘇瓚的揭發下，發現李材的戰功幾乎都是編造的，李材所斬獲的人頭，幾乎都是“夷商”，“婦孺”。無恥的李柴甚至污蔑順從明帝國的阿坡寨是反賊，把阿坡寨兩千人全殺光去領功！

可以看出，云南人民反抗明帝國的殖民統治幾乎是與這個政權壽命相始終的，而明帝國給云南人民帶來的，除了戰爭，就是屠殺，或者把云南人民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割讓給緬甸。

三、 腐敗與暴政

明帝國在云南的腐敗和暴政是從殖民云南之初就開始的。

很多人都知道鄭和，但卻少有人知道鄭和的過去，鄭和是云南人，在小時候就經歷了云南淪陷這一大變故。明軍占領云南后，首先就對俘虜的蒙古和穆斯林俘虜進行閹割。他們許多人成為太監，明人強迫他們成為明朝皇室的奴仆。其中一名就是鄭和。鄭和的慘劇毫無疑問是云南人在明國刀俎下無法選擇自己命運的體現，更是明帝國的恥辱。閹割異族的小孩，然后將其送入宮中這種反人類措施是明朝一貫的對“異族”政策，將這一項反人類政策正式推廣向云南的第一個朝代也正是明朝。

被明朝強制移民往云南的漢人軍戶毫無疑問是最大的受害者之一。這些可憐的軍戶攜帶家屬被朱元璋“安置”云南后，被要求即入軍籍，不得改變，也不得逃亡。并世世代代相承為軍。這些可憐的人們被迫拋棄自己的家鄉，來到一個被明朝“重點關照”的邊疆，進行“軍屯”。很快，明朝的衛所長官便明白，比起軍務來說，役使這些“兵奴”來中飽私囊是一種更好的發財手段。很快，由于不堪忍受明軍衛所中的沉重的負擔和殘酷的壓榨，大量軍戶冒著殺頭的危險也要逃離軍籍。朱元璋時代駐云南軍隊有兩萬，明英宗時代，云南的明朝駐軍就跑了只剩三千。保留軍籍的軍戶毫無疑問成為了最大的受害者，楚雄的軍戶甚至嚴重到了賣兒賣女的地步。脫離軍籍的軍戶成為了流民，使云南的散沙化進一步加深。

明朝在云南的流官也是十分貪婪的，他們大肆侵占民田和屯田。如順昌伯王佐占據官民田地，都督袁宇侵占官民屯田一千畝，私役百姓耕種。各州府，縣的流官更是強取豪奪，把百姓田占為己有，同時放貸取利。明朝軍官為了奪取云南百姓自家的土地，更是“誣私為公”，把百姓的私田成為“屯田”，強行霸占，同時把軍戶當作農奴使用。一個在云南鎮守的太監杜唐，都可以做到每年搜刮“民財以萬計”，那么其他的流官對云南的剝削和壓迫，更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明代云南銀課及其在全國總額中的百分比

明帝國在云南最為臭名昭著的惡政就是礦課。這是因為云南諸礦聞名全國，明帝國自然不會放棄掠奪云南的資源。明帝國為了壟斷云南銀礦的開采權，分別在昆明，楚雄，大理設立銀廠提舉司，征收礦稅，甚至派“御用監”（太監）監督各礦，保證礦稅的征收。由于時代的科技條件限制，開采方法比較簡單落后，在采礦初期，洞礦淺多，得銀容易，可以完成礦稅的課額。后來洞深礦少，開采難度加大，銀課便難以完成。可是明帝國始終不愿意放松勒緊云南脖子上的線繩，礦課征收有增無減。于是明朝駐云南的衛軍竟然大部分都“充礦夫”，這些礦夫的命運是悲慘的，他們要么在銀礦的洞穴內“瘴毒死”，要么賣兒賣女來補償礦課。萬歷年間，明帝國的王元翰在《滇民不堪苛政疏》中揭露云： "臣惟皇上自興礦稅以來，民間之膏血，無日不輸之內帑。民間之怨氣，亦無日不積之內帑。” 萬歷三十四年，云南民變,在地方官員的參與縱容下,云南人民把礦稅太監楊榮及其黨羽兩百人處死后投入烈火中。結果是把明神宗氣的干瞪眼,只能用絕食數天來表示抗議。而明帝國卻始終不放棄對云南殺雞取卵的掠奪政策。所謂“金取于滇，不盡不止。”從云南掠奪的黃金，大多供明帝國皇帝揮霍使用，如明神宗死后在其棺木所放的大量金銀珠寶。其中大部分都是出自云南金礦。世界上多數人只知道秘魯金礦里飄蕩著印加人的亡魂代表了西班牙人的罪惡，卻不知到明帝國在云南開設的每個礦山里面都有無數云南兒女的血與淚！

與明帝國在其他統治區相比，云南的地租負擔尤為嚴重。1581年，大理農民耕地四畝，年納谷九石。而明朝的田地產量，即使是肥沃的長三角，都“每畝之收，不過三石，少則一石有余”，大理地區年產量最高也不會超過每畝二石五斗。以此計算，云南的地租率竟然高達90%以上！

除了沉重的地租以外，云南人民頭上還有名目繁多，不堪重負的徭役。“每遇征調，則征兵于農......鬻兒破產，并數家之力，尚不成行。”云南詩人高桂枝更是用詩歌來哀嘆云南人民在明帝國的統治下生不如死的悲慘遭遇。“屯苦守，練苦行，衛兵不足調土兵，輸芻挽粟及鄉民。軍耶！民耶！都應役，千家只有十家存。”“挑河復挑河，沙磧淚痕多。秋登未可望，筋骨已消磨。”

到了明末，云南的情況已經淪為“顧徭役之外，而有土軍。賦外之征，則有銀課。勞以極，而役不休。人已貧，而斂愈急。此乃中州所無，而云南獨苦者。”云南人民遭受了明帝國將近兩百年的奴役與折磨后，再也無法重現當年南詔大理時代的光榮。云南人民已經卑微到開始感謝李定國的嚴明軍紀與不殺之恩。清朝對云南的屠殺僅僅是在謀殺一具已經冷卻的尸體而已。真正的云南精華，早就在朱元璋的時代就毀滅了。

而很多今天的云南人，卻不可思議地把屠殺自己祖先的侵略者作為英雄來看待，把朱元璋當作自己的民族英雄。不錯，我們今天沒有必要過于糾結于這段六百年前的歷史，但這并不等于我們可以徹底遺忘這段歷史，更不等于我們可以不去思考造成這樣一種悲劇的原因。

今天，依然還有很多云南學者，不斷的發出各種奇談怪論，宣稱明朝征服云南是歷史的偉大進步。真不知道他們是怎么研究歷史的，難道成千上萬的云南史書和文學作品被付之一炬了，一座座像陽苴咩城那樣繁華的城市只剩考古遺址了，不是文明的倒退，反倒是一種偉大的進步？難道云南古典文明滅絕，由馬可波羅都為之贊嘆的地方淪落為軍戶和礦工的地獄，不是文明的倒退，反倒是一種偉大的進步？難道數以萬計的云南人民被屠殺，家庭的破碎，不是文明的大倒退，反倒是偉大的進步嗎？

朱元璋征服了蒙古人色彩斑斕的遺產，卻留下了一個無比單調的世界。明人能夠讀到的只有朱元璋頒布的殘酷的法令，就算朱元璋幫助中國吞并了云南，又有什么意義呢？

伴隨李自成的進京和大清的入關，十余萬明朝皇族幾乎被屠戮殆盡。明人在清人的手中，也嘗到了剃發易服的屈辱和羞恥。

明朝的歷史，是一部云南人民的苦難史。站在云南人的視角上，對于那個殘暴而腐朽，滅絕了云南古代文明的明帝國，應該給予堅決的否定。對云南人來說，比起所謂的“明亡之后無華夏”，“明興之后絕段統”才更值得扼腕嘆息。喜歡歷史人物是自己的選擇，但是云南人民不應該犯 “猶太人歌頌納粹，柬埔寨贊美赤柬”的荒唐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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