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文化與現代文明

白族文化是唐中葉至兩宋以洱海流域為中心的南詔和大理兩個地方政權時期形成的地域文化。大理白族文化所以能在諸多的民族文化中獨樹一幟。與云南歷史長遠的古道文化緊密相關。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就有蜀身毒道以及后來的茶馬古道，兩千多年來，這條古道從未間斷，成為我國西南地區與東南亞諸國文化交往的最主要通道。大理恰恰處于古道交匯點，圍繞這條古道所演繹的一系列歷史事件都和大理地區有密切聯系。古道涵容著流動的文化血脈，使大理南詔成了亞洲古文化的一個聚寶盆。在現代化進程中，大理地區的優秀民族文化在與現代文明的對接和交融中不僅實現了民族文化自覺的提升，而且展現了民族文化再創造的廣闊空間，本文僅就其中幾個方面進行研討。

一、傳統與超越——“復興”中的本主文化

（一）本主文化的形成

本主信仰的出現和本主文化的形成，多數史家認為是南詔后期的事，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由白族先民信仰的原始宗教經過長期演變而成。南詔以來，洱海地區四周的各烏蠻和白蠻部落，都信仰“鬼教”，部落首領也就是宗教領袖，稱之為“耆老”，即“鬼主”，是一種政教合一的組織。其中較大的部落首領稱“大鬼主”，較小部落的首領稱“小鬼主”。大小鬼主之間無高低之分，互不統屬。主要表現在對祖先的崇信，對自然物的崇拜。崇拜天、崇拜地、崇拜水、崇拜石、崇拜動物、崇拜生殖器等等。如劍川石鐘山八號石窟的第一窟，雕有一白族稱為“阿盎白”的女性生殖器，客觀反映了那一時期大理地區白族先民——原始生殖崇拜。

隨著社會的發展，在南詔時期佛教盛行前后，當地白族先民的部分原始宗教逐漸演變成為本主崇拜，并發展成一種全民信仰。本主崇拜一般以村為單位，大理地區白族聚居的村落，都建有本主廟。據統計，大理白族地區有本主廟413堂。［1］（P305）本主其意也有多種解釋，但白族民間多為“本境福主”之意。

白族的本主文化根基在民間，沿著千百年來民族的活動軌跡和傳承路線，它在白族世世代代的社會生活中發展和變異，形成了獨特而又豐富多彩的文化模式和規范。雖不見經傳，卻貯存在民間生活的底層，展現在田野鄉村。在多民族的云南，像白族這樣從宗教信仰到人生哲理，從歷史文化到經濟、政治，從風俗習慣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無不滲透著本主文化印跡的民族，實為少見。你只要走進白族村寨，走進他們的民居小院，就無時無刻不感觸到它的存在，體味到它濃濃的民族文化風情。可以說人和本主構筑了一個白族自己的文化系統，一個開放的本主文化系統。本主文化是我們解讀這個從遠古走來而今又極富生機的民族的百科全書。

（二）本主文化的精神內核

本主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對此方家多有宏論，筆者擬從三個方面作進一步解讀。

人文精神和主體意識。

從廣義的文化內涵來看，本主文化與其他宗教文化明顯不同，體現出一種強烈的人文主義精神。一是人們對本主的信仰，源于對現實生活的追求，是對幸福和歡樂的信念，是對世間真善美的贊美，對困難和邪惡的鄙視，在有關眾多本主的故事傳說中，本主的思想、情感、理念，實質上就是白族人民將自己的思想、情感、理念賦予了本主，因此可以說他們崇拜信仰的只是形式上的某個本主，實質上卻是崇拜他們自己，是把他們所希望的東西，通過物化的形式而加以崇拜。這種人文主義精神不僅在對本主的祭祀中濃烈地體現出來，也在平時的潛移默化中，塑造著白族人民勇敢、自信、勤勞、開放的民族性格。二是從歷史的縱向來看，本主文化所展現的是一部口頭傳承和實物雕塑相融的白族社會發展史，是人的活動史。白族歷史發展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在本文文化中都得到較為充分的反映。白族政權形成和發展時期的兩個地方王朝中有為的君主，如張樂進求、細奴邏、閣羅鳳、鳳伽異以及白族歷史發展中有影響的歷史人物段宗牓、段思平、李密、忽必烈、傅友德、沐英以及蜀漢時期的諸葛亮，都是白族本主中的座上客，他們所折射出來的是白族人民的發展史，是他們從事生產、生活的生動畫面，是人的活動，而不是神道。

開放與接納意識。

在本主文化中展現的另一顯著特點是開放、接納意識，它是本主文化世代傳承、生生不息的根基。大理地區是古代中國對外交流的通道之一，南方絲綢之路的要沖，千百年來西亞、印度的古文化，中原的蜀文化、漢文化、西藏文化都在這里交流匯合，從而也就造成了這里民族兼收并蓄的開放民族品格和廣納百川為我所用的胸襟和氣度，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在歷史發展的時空文化中，不斷實現著民族文化的交融與升華。在這個系統中，儒、釋、道三教不得不按照白族人民的喜樂好惡來裝飾自己，英雄人物不得不按照“貢獻”大小重新排座；大自然中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自然物，被恭恭敬敬地請進了廟堂；歷史上的風云人物，為老百姓做過好事的平民，白族人民都給他們披上本主的盛裝。更為突出的是白族對曾經是自己的敵人的寬容和接納。唐天寶十三年，宰相楊國忠征兵二十余萬由李密率軍征戰南詔，結果李密和唐軍數萬將士戰敗身亡。后來，李密及家中子女和一些陣亡戰將，都被封為本主，這充分反映了白族以國家民族為重的寬大包容的品格。

和諧理念。

和諧理念是本主信仰中最重要的精神內涵，體現在人與本主、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處。這種和諧理念首先表現在白族人民與本主的關系上。本主不再是深居高山、俯視人間的天神，而是與人們毗鄰而居的親友。各村各寨的本主廟都建在村頭寨旁，與人們平等相處，本主身上也體現了濃厚的人間氣味，他們是具有七情六欲、有血有肉的群體。在本主的傳說中有不少關于本主家庭與婚姻、事業與愛情的生動故事。白族民眾對本主也保持著敬而不畏的平等心態。他們可以通婚、交朋友，并按照自己的倫理觀評判本主的言行。如關于本主的傳說其中講到鄧川河溪口村的本主白官老爺是一位風流本主，因到村中尋花問柳，被村民發現，本主認了錯并加以改正，本村的村民不僅寬恕了他，還專門另塑了一美女在他身邊。在鄉村的白族村民，人們的一生都和本主有著密切的關系，有喜事，他們要告之本主，五谷豐登時要請本主參加慶賀，他們的喜怒哀樂都會向本主傾訴。這種平等寬容、和諧共處的精神在漢民族的人與神的關系中是看不到的。二是人與人的和諧關系，大理地區的本主，無論其出身如何，在成為本主前的等級如何，一旦成為本主，他們都是平等的，即沒有主次、高下之分，也沒有支配、隸屬關系。本主之間的關系更如實地展現了現實生活中村社的鄰里關系。三是體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白族本主文化中有一些禁忌與習俗，從另一方面折射出人與自然的和諧：這些禁忌與習俗包含著這樣一種意義，對與人們有關系的自然物，成為白族人民受尊敬的神圣物，不許隨便使用或破壞，遵守這些禁忌，它給人們帶來幸福。比如對植物的愛護，他們把本主廟會的大青樹奉為“神樹”，把花椒樹奉為“花椒娘娘”，把木蘭花奉為“龍女”等，風水樹被視為神樹，嚴禁砍伐，以求得人與自然的和諧、風調雨順、人宅平安、生產發展。在本主的崇拜中，大自然中的自然物成為人們信奉的本主，深切體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

（三）本主文化的現代超越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現代文明也加速侵入了大理地區，開始了與傳統白族文化的對話，在傳統與現代的沖突和交融中，白族本主文化的自覺度得到提升，激活了本主文化中的優秀因子，實現了本主文化的現代超越。下面兩個實例可讓我們感受到本主文化的這種實質性的飛躍。

一是現代文明生育觀念的植入。

多子多福本是白族的傳統生育文化核心，近年來隨著生育政策日漸深入人心，現代文明的生育觀念也逐漸為大理白族文化所接受，還以一種物化的形式進入本主文化中，在有些地區的本主廟中重塑送子觀音，其雕塑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送子觀音抱著的不再是多個男童，而是一男一女兩個孩童。這一雕塑形象的變化深刻反映出兩個觀念：

首先是人類要與自然和諧相處，

也必須對自己的生育行為進行控制，不再是多子多福；其次是深刻體現出白族人民對傳統重男輕女生育觀的否定，倡導生男、生女都一樣的現代生育觀。

二是娛神向娛人的轉化。

大理村寨的本主廟，是人們傳統的祭祀場所，而祭祀活動又是人們為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的娛神之舉，隨著現代文明的進入，以往的祭祀娛神活動，逐漸向文化娛樂轉化。每逢春節和秋收以后，人們都到本主廟中搭臺唱戲，聽大本曲、奏洞經音樂，歌舞歡騰、通宵達旦，慶祝一年的豐收，宣泄一年的辛勞，進行人際的溝通與交流。在這里，“娛神”與“娛人”達到了高度的協調和統一。其中，娛神是虛，娛人是實，少去了許多祭神的肅穆和神圣，增加了許多民間的歡欣與笑語，凸現了越來越強的文化調適功能，也增加了白族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

二、升華與創新——走向世界的餐飲文化

三道茶的啟示。白族飲茶古已有之，它既是白族民俗生活的主要內容，又是白族民眾溝通情感的重要媒介。在古樸雅致的民居堂屋中，“烤茶”敬客是白族一個相傳甚久的習俗，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別具一格的白族茶文化，這就是享譽海內外的“三道茶”茶道文化。“三道茶”的形成源遠流長。《蠻書》卷七中有“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采造法，蒙舍蠻以椒姜桂和而飲之”的記載，說明三道茶中的回味茶已具備了雛形。明、清時期，白族民間的茶道文化進一步發展，《徐霞客游記·滇游日記六》有了對“三道茶”更為細致的描述，“樓下采青松毛，鋪籍為菌席，去桌趺坐，前各設盒果，注茶為玩，初清茶，中鹽茶，次蜜茶”，可見“三道茶”已成為民間飲茶、待客的一種習俗，其制作方法各地有異。改革開放以來，白族人民對這一古老的茶俗進行了整理加工，實現了三個方面的再創造。一是將更多的民族風情融入三道茶中，使其更具獨特的民族象征——“茶味、白味、趣味”。即：茶的制作考究、味正，深化了茶文化含量，是為“茶味”；隨茶道的文藝表演更具白族特色，是為“白味”；茶道的節目詼諧、幽默，能挑起賓客的興味，是為“趣味”。二是根據三道茶的口味、嗅覺和回味特征，注入更多的文化和生活哲理，今天的大理三道茶被最終定位為“一苦、二甜、三回味”。苦茶用大理所產名茶放入特制的陶罐中烘烤，沖而食之，茶味濃苦而噴香；甜茶，以茶、紅糖、鄧川乳扇、漾濞核桃相配而成，其味香甜可口，且異香撲鼻；回味茶則以茶、冬蜂蜜、椒、姜皮炮制而成，生津潤肺，且回味無窮。飲茶者在茶道“一苦、二甜、三回味”所形成的文化氛圍中，通過對茶味的“品”、“評”、“思”把“三道茶”所折射出的對“世俗生活”、“人間百態”、“處事哲理”的理念升華到一個哲學的高度，堪稱中國茶道一絕。三是把三道茶為主的茶文化推向市場，成功實現了古老的茶俗與市場經濟的對接，并把三道茶打造成國內外知名的品牌，使其成為賦有象征意義的民族文化符號，成為世界了解白族、接近白族的文化窗口。

回歸自然——花文化（賞花文化、食花文化）。“風花雪月”被譽為大理四寶，可見花與白族人民之間的深厚淵源。在大理，賞花、食花是民俗，更是他們的生活、一種文化。白族人民愛花、喜花，他們用花來裝點自己的庭院，點綴居室，表達情感，進行交流，并營造了眾多的花卉節。劍川的“朝花節”、“菊花會”，永平的“賣花會”，大理的“松花會”都是以花為媒介形成的民間傳統節日。其中，大理的“花潮節”尤為壯觀，每到“花潮節”，人們搭起一座座迷人的花山、一間間玲瓏的花亭、一個個精巧的花臺，形成了一條長達數里、五彩繽紛而香飄四溢的花街。身著白衣花褂、花頭巾、綠飄帶的白族姑娘成群結隊，穿行其間，笑靨映花，構成了人在花間游，花在人中笑的人間仙境。如今各地的花節則融入了更多的市場經濟意識，眾多的花節發展成以花為主的文化和物資交流的場所。花市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產業，大理盛產的蘭花、茶花已譽滿海內。

而白族民間的“食花”習俗，則構成了有關人與自然植物之間相互協作、相互依存的一種文化現象。大理“食花”的特點可歸納為：色彩鮮艷、味道芬芳、富有情趣。方法有炒、煮、煎、泡、腌等數種。可食之花有大白花、金銀花、芥菜花、馬桑花、百合、野菊花、南瓜花、金雀花、素馨花、梅花、玫瑰花、蘭花、桂花、槐花、木桂花、石榴花等46種之多。其中又首推杜鵑花。大理被譽為“杜鵑花王國”，全州約有各色杜鵑180多種，已知可食的有16種。其中花色潔白，花冠大而質厚的大白杜鵑花最受歡迎，并以鮮美可口成為白族民間用以待客、婚喪嫁娶的宴席佳品。

大理民間食花習俗中，不僅可食花卉種類繁多，且食花形式亦多種多樣，計有菜用花類、飲用花類、藥用花類、調料花類以及食性染色著色花類等，可謂名目繁多。花草與茶或其他飲料相配而制成的“花草飲”名冠滇境，此飲分茶飲、粥飲、酒飲三大類。茶飲即用花草兌茶熬成飲料，有清暑飲、長壽飲、春飲、夏飲、秋飲、冬飲等之分。食之既有花之芳香，又有茶的甘馨，且各具品味。四時入民居，都可享受到不同的花草飲。粥飲是用糯米或綠豆，將已煎好的花草汁熬成粥而食之，白族世間多以此作為早餐。常見的有花草汁、綠豆為主料的紅糖茶飲，糯米、蓮子、蜂蜜相配的紅茶飲，菊花、仙鶴草、木耳、玉蓮花配制的粳米茶飲等。酒飲有蕨菜泡酒、鳳仙花泡酒、葛根泡酒、蓮子泡酒、凌霄花泡酒、菊花泡酒、各種酒又各具藥用功能，至今仍廣為流傳。［2］在今天提高全民生活質量的過程中，這種“食花文化”更有其現實意義。大理民間的食花文化，不僅增加飲食的營養成分和品類，而且豐富了民間飲食的色、香、味，同時還把“膳”和“藥”，“食”與“療”創造性地結合在一起，達到強身健體的功效。從深層次上看，這種食花文化，還在一定程度上與民間文化慶典、宗教習俗相諧、相融。白族民間八月十五日喜愛的玫瑰月餅便是一例，他們開春喜食的大白花也具有跟自然萬物更新，清洗“腸、胃”之意。如今賞花、食花，已經構成白族人民與國內外友人、游客溝通、交流、享受自然的工具。以鮮花為品種的佳肴，已走出大理的農家小院，成為來大理觀光游覽的國內外賓客品嘗的主要生態食品。

三、凝固與突圍——處境尷尬的民居建筑

白族的民居與村落是凝固的物質文化，且獨具特色，它已遠遠超越了地區和民族的范疇，成為中華民族建筑藝術中的重要瑰寶和物質文化遺產，然而現代化的高速發展卻在一點一點地侵蝕著它，現代和傳統的沖突在這里展現得更為充分；大理的白族民居與村落正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兩難境地，因此，在現代化的民居中融入、吸納傳統的優秀民族因素，對今天大理地區的民居建筑顯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一）石文化與民居建筑

大理民居建設中的石文化是白族民居建筑中最顯著而又最具特色的建筑因子。白族的先民在高山、巨石的自然環境中生生不息，與山石結下不解之緣，山石成為他們生活密不可分的伴侶，石的堅硬品質在他們的思維中形成了一種堅不可摧的意念，在千百年的生活中，白族先民把這種對石的崇拜，融入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和對美好生活的想象、希望與追求，并通過自己的再創意，應用石的空間組織、雕鑿，形成了具有豐厚歷史底蘊和濃郁鄉土文化氣息的白族村寨的石文化與民居建筑藝術。

大理白族民居和村落所體現的石文化，古樸、豐富而生動。首先表現在民居和村落的建筑中以石為主要材料的空間組合。白族民居與村寨的建筑中大量使用石材，從建房的基石到臺階；從門樓、過梁到房屋的墻壁；從街巷地面的鋪設到農家小院的圍墻；從墻面的裝飾到照壁上的拼花圖案，無不是石砌、石壘、石拼而成。無怪乎此景為大理一寶。特別是那一幢幢農家小院，其參差不齊的圍墻，全部用大小相間的卵石砌成，墻頭自然生長著仙人掌、野花野草。這種以石的本色、本形所展示的樸實的質感與村寨周圍的樹木，彎彎曲曲的青石小路以及村旁卵石遍布的山溪流水，渾然一體，如詩如畫。身臨其境，人們無不為那些古色生香、樸實自然的石房、石屋、石村、石巷所傾倒，仿佛進入了一個石的童話世界，產生一種從未有過的與大自然的親和感。

如果說大理民居與村寨，充分享用了自然的恩惠，創造出適于生活的石建筑結構的空間組合，體現了白族健康、直爽、堅韌、質樸、開朗的民族性格，那么在他們的民居和庭院中，石雕藝術所展現出來的豐富想象和對美好生活的希望則更多地體現出白族人民的創意和靈性。大理白族民居的石雕藝術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對原形山石的創意組合，主要是應用天生卵石組合成各處拼裝圖案，給小小的卵石賦予了動感和生命；二是通過巧奪天工的雕鑿技藝，把白族人民的豐富想象展現出來。大理白族的石雕藝術歷史悠久，保存至今的劍川石鐘山石窟便是白族石雕藝術中的奇葩。白族不僅在群山環抱的大自然中留下了石雕的精品，而且還把它搬進了民居和庭院。日常所見的飛禽走獸、奇花異草都成了他們石雕創作的源泉，成為居家石文化的內涵，為居室和庭院添上幾分情趣、幾分鮮活、幾分美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用作裝飾的晶瑩細膩、絢爛多姿的大理石工藝品的應用。聞名世界的大理石更是蒼山奉獻給白族人民的厚愛，經過精細加工的大理石被廣泛鑲嵌于住宅的照壁、墻壁，或作為工藝品擺設在居室之中。而用大理石雕成的形形色色的花瓶、煙灰缸、圍棋盒、酒杯、茶具、牙簽筒、首飾盒、筆筒、石硯以及將大理石自然畫與木雕有機組合的家具，則揉進了白族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其心靈中不可割舍的精神伴侶。

經過打磨創作的大理石和天然畫則更為誘人，不僅僅是堅硬的質地和光輝，更是她那渾然天成、鬼斧神工的天然妙筆。那些仿佛流動著的曲線，會隨著觀賞者的意念相通，從而達到一種情感上的和諧與共鳴。

《全唐詩》中唯一收入的南詔詩人楊奇鯤的詩，就是一道詠大理石天然天成石畫之作。詩中寫道：“天孫昔謫下天經，雪鬢風環依草木。一朝騎鳳上丹露，翠翹花細留空谷。”［3］（P120）不僅頌揚了大理石的精美，還記錄了關于大理石中的精品彩花石的民間傳說。大旅游家徐霞客，在其游記中也留下了盛贊大理石天然畫的佳句：“故知造物之愈出愈奇，從此再看一家皆為俗筆，而畫苑可廢矣。”

（二）白族民居構造

白族民居建筑構造是其區別于其他地區民居建筑的另一顯著特征。白族的民居建筑，在借鑒漢族建筑風格的基礎上，在歷史長河中，融合了民族文化、地域特點、民風民俗，在建筑的平面布局、立體造型、裝飾藝術等方面，創造出獨具民族風格的白族民居建筑。

一是平面布局。

白族民居多由兩坊或三坊組成，兩坊布局由兩坊房屋組成，大多一坊朝東，一坊向南。其余部分或建照壁、圍墻，或添建其他矮房。兩坊相交處置有耳房，作廚房用。此類布局，在白族地區亦很普遍，為經濟能力有限或人口不太多的家庭所常用。三坊一照壁為白族民居平面布局的主流形式，由正房一坊、廂房二坊及正房對面的照壁圍合而成。正房與廂房之間，用走廊連通，出入較為方便。兩坊相交處形成一漏角天井，內建耳房，常作廚房或雜用。此種布局，大小適中，配置精致，官宦、商賈之家多用之。除了以上布局，白族地區尚存在一些超大型的住宅，由三坊建筑演化而來，其布局從一進三院到一進六院不等，規模十分宏大。

白族民居的平面布局，雖因組合及規模的差異而形成不同類型，但其組織的原則卻是共同的。從以上幾個類型來看，它有如下一些特點：

以天井為中心來組織平面。不論何種平面類型，中央必然有一周邊方正的大天井，內植以花草、果木；外圍以房屋、墻垣環繞，形成具有明確中軸線的對稱布局。配置上，正房位于中軸線上端，其地坪及屋頂皆略高于其他房屋；下房及廂房均對稱布置，一在正房下首，一位于正房兩側。

以正房作為平面布局定位的依據，取向朝東。正房取東向，一方面是因為大理、洱源、劍川、鶴慶等地常年吹西南風和西風，房屋需背風而建；另一方面白族建房講靠山，由于橫斷山脈為南北走向，故正房多西靠山巒，朝東而建，同時建房民俗中亦有“正房要有靠山，才坐得起人家”一說，故而大理地區民宅取向朝東，兼顧了地勢、自然和家庭興旺三層意思。此外，大門朝向亦極為講究，大門置于東北角，取吉祥之意。因此，白族人家大門多開于東北角。

功能明確，配置規范。白族民居明顯區別于其他民族民居的一大特點就是房屋功能明確，以三坊一照壁為例：堂屋、老人房使用固定，新娘房則誰結婚誰住，按長幼順序輪換。最后與父母住在正房的一定是幼子，父母去世后，正房則多由長子承襲。廚房常設于西北角，因南方五行屬火，故此舉有防避火燭之意。灶門可朝西朝北。

二是構成要素。

構成要素包括大門、構架類型和裝飾藝術。［3］（P10～37）

大門：按規模形制可分為有廈和無廈兩大類。有廈大門歷史悠久，并有固定的格式，在白族地區的應用十分普遍。使用上，普通百姓家庭多采用平頭式的簡單結構，仕宦人家則出閣架斗，描彩涂金，不僅結構較為復雜，裝飾也非常華麗。無廈大門是近代才出現的形式，比有廈大門顯得簡潔明快、莊嚴得體，為商賈人家所喜用，多見于大理周城、喜洲一帶。

構架類型：從白族民居的構架方法上來看，它雖然與我國傳統的木結構的構架基本相同，但在運用上卻表現得相當靈活，往往能根據環境和使用的需要作為較多變化，從而顯現了典型的白族民居特色。其常見構架可歸為以下五個類型：

走馬樓又稱騎馬廈，是白族民居中應用較為普遍的一種構造式樣，帶腰廈樓房、挑廈樓房、帶柱樓房和土庫房。

裝飾藝術：建筑裝飾是人們在共同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環境中所形成的，具有圖案性質的符號反映的不僅是某一系統的審美情趣，還包括這一系統在文化及信仰上的取向。白族民居裝飾展現了白族文化的某些深層結構，如文化內涵、心理特征、人生態度等。從裝飾的部位來看，白族民居的裝飾突出表現在院內，而院內主要是門窗和梁柱。

堂屋用格子門（格扇），次間用支摘窗或推開窗。格子門是白族門窗裝飾的精華，以雕刻為主，六扇或四扇組成一堂，可開可合，裝卸方便，市面上有成品出售。其上懸窗多為透雕，按工藝可分為二層、三層、四層乃至五層不等，繁華者雕工可達千余日，內容以松鶴齊壽、鳳凰牡丹、翠鳥荷花、西廂、八仙、漁樵耕櫝、四景、喜鵲梅花等為主；上、下懸板為淺浮雕，內容有龍、鳳、麒麟、獅子、花鳥、魚蓮以及福、祿、壽、禧等。次間欞窗裝飾較簡，欞花有一碼三箭、步步錦、龜背錦、八方交四方、將軍掛印、如意、豆腐框、四星趕月等。

（三）現代化處境中的白族民居

隨著現代化的深入，一批批具有“現代風格”的民居建筑在白族地區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這些被人們戲稱為“紙板箱”、“火柴盒”的所謂“西式樓房”大量涌現。白族村落中由青瓦白墻、照壁門樓組成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傳統民居的比例，正日漸減少。大理壩子中，星羅棋布的白族村落，正慢慢失去昔日特有的民族風格，白族民居的靈性與性格，已隨著現代建筑的出現而一點一點地丟失。

建筑物的新陳代謝，村落的發展，本是不可避免的事。但目前傳統民居荒棄破壞的速率實在超過正常的趨勢，而對傳統民居的優秀因素的鄙棄則更讓人痛心。

近年來，大理州政府對民族文化，包括傳統民居和村落的養護做了許多積極的工作，并采取大量相應的措施。由于種種原因，這些措施的落實還有相當的路程要走。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國寶”之類的單體文物的保護，往往容易被人接受；而民居和村落等歷史社區因為有人居住于此，受生活條件的約束，即使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該地區非常重要，但實施自上而下的規劃控制，往往也很難得到認可，這正是目前的保護工作所面臨的最大窘境。

然而，一個地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拋開自己千百年來傳承的優秀文化傳統，而實現現代化，最佳的模式將是傳統與現代進行完美的融合。隨著大理地區的現代化的深化，現代的民居建筑對傳統民居的取代是不可回避的歷史事實，問題的關鍵是，在保護已成遺產的優秀白族民居建筑的同時，如何提煉和總結傳統民居的優秀因子，使之與現代的民居建筑相融，創造出既具有現代因素又有民族風格的新型白族民居建筑，并使之成為一種民族的共識，才是白族民居建筑的唯一出路。

參考文獻：

［1］楊仲錄，等．南詔文化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2］張崇禮．大理的食花文化［A］．建設民族文化大州論文集（內部本）［C］．

［3］張金鵬．民居與村落［M］．昆明：云南美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