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民間文學的多元混融特質及對邊疆民族文學發展的啟示

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伴隨著民族平等政策的推行和各少數民族地位的日益提高，少數民族創造、傳承和享有的文學也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關注和重視。在少數民族文學文本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不斷推進的同時，更好地審視漢族與少數民族文學的關系、認識少數民族文學在整個中國文學格局中的位置也成為學界的共識。進入21世紀，構建中華多民族文學史的呼聲越來越高，對少數民族文學發展歷史、路徑和特色的學理審視成為必然需要。少數民族文學作為一個與漢族文學相對應的概念被提出來，它包含和具備了自身不可替代的特殊性看來已是題中之義。少數民族文學作為一個整體，有與漢族文學不同的特殊性，但是少數民族文學本身也是有內部差異的，包含著55個少數民族群體的文學實踐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本身也具有復雜性、豐富性和異質性。對此的認識，只能首先仰賴于對單一族別文學的細致考量，在此基礎上再總體審視少數民族文學的整體。本文選取西南地區人口較多、分布較廣、歷史較悠久、文學較豐富的白族來探討其文學的特性。白族文學包含了民間文學和作家文學兩大部分，但相對于文字書寫的文學而言，口耳相傳的民間文學擁有更為久遠的傳統，本文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民間文學范疇。

白族民間文學首先屬于文學的范疇，自然具有文學的共性。同時，白族民間文學又是白族民眾創造出來的屬于白族這個群體的文學，它與白族文化、白族社會、白族歷史、白族民眾的生活緊密關聯，必然又打上白族烙印，體現出自身的鮮明特色。

一、白族民間文學的特質

張文勛主編的《白族文學史》中將白族文學的特點歸納為四個方面：其一，內容上充分反映了本民族社會環境、自然條件、風俗習慣、心理素質、宗教信仰等；其二，形式上豐富多彩，主要的文學體裁俱全且每一體裁中又有許多類別，每一種形式都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其三，在發展過程中既吸收其他民族特別是漢族文化的因素，又給其他民族以影響；其四，解放后的白族文學內容和形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民族風格和地方色彩并未消失[1]。這里的歸納，主要也是從民間文學角度出發的，至于內容上的民族性、形式上的豐富性等特點則亦可為其他少數民族文學所具有，并非白族民間文學不可替代的指征。

還有學者曾就白族文化的特質作出闡述，這在一定程度上可成為我們討論白族民間文學特質的參照。段炳昌指出南詔大理國具有土巫釋儒道融匯化合為一體的文化趨向和多元復合性文化特質[2]154。這里所論雖是針對南詔大理國文化，但筆者認為，南詔大理國文化為整個白族文化奠定了發展的基礎，在很多方面甚至影響并規約著白族文化后來的發展路徑，所以南詔大理國文化的特質某種程度上亦可視為是白族文化的特質。楊政業論及大理宗教文化時談到了類似的觀點：“自從唐宋以來，大理地區區域文化是一種多元、混融復合型文化。”[3]

筆者認為，多元混融也是白族民間文學最核心的一個特質，該特質是白族民間文學諸多特點中最突出的方面。這里的多元與混融并非平行并列的關系，多元是基礎，混融是此基礎上的整合表現。應該說很多民族的文學都具有多元豐富的特點，但多元并不一定帶來混融。而白族民間文學的多元混融性顯得尤為突出，它不僅體現于形式和表層，更是從內層發散出來的一種特質，白族民間文學的多元性也并非只是拼盤或雜燴，而是多元疊加、有機整合后形成的復合性、整體性特征。

白族民間文學的多元混融性，一方面源于自身。白族是在融匯、吸納不同的族群因子和文化因子的基礎上形成的民族共同體，白族民間文學在長期發展、不斷成熟的過程中，形成了多樣的、具備不同階段特點的文學形式，因而白族民間文學這個整體本身就是豐富元素的總和。另一方面，白族民間文學的多元混融性則與白族文化處于多元文化交匯地帶故而白族文學能夠長期與外部文學進行交流不無關系。在歷史上，白族文化與漢族文化之間很早就拉開了交流的序幕，白族民間文學深受漢文學的影響。除此之外，由于地緣、歷史等方面的原因，特別是對印度佛教的接受以及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外向輻射力又使得白族民間文學與印度文學、東南亞文學之間發生了絲絲縷縷的聯系和相互影響。這同樣是白族民間文學多元混融特質形成的重要原因。白族文化吸收的外來文化很多，但最終又能夠被白族文化系統整合，故而呈現為既多元又混融之面貌。在白族民間文學的自身發展和外向交流中，不同的文學形式和文化因子之間不是線性代替關系，也不是互相割裂地發展，而是在豐富積累疊加基礎上達成的有機整體。

有的少數民族其文學自身的發育和發展程度不太充分，文學的自身混融性和一體性也比較突出，但此種混融是單一基質上建立的混融，與白族民間文學多元豐富積累甚至發展分化成熟基礎上的再次貫通整合的混融有所不同。

二、白族民間文學多元混融特質之體現

多元混融作為白族民間文學的核心特質，是白族民間文學由內而外、從局部到整體所散發出來的突出特點，因而不論是在形式還是內容方面均有充分的表現。

(一)文類體裁豐富多樣

從神話、史詩、敘事長詩、故事、傳說到歌謠、諺語、謎語、俗語、戲曲、曲藝，每一種民間文學的重要體裁在白族文學中都能找到，并且幾乎每一種體裁都形成了耳熟能詳的代表性作品。這些不同體裁的作品匯聚成了白族民間文學長河中一顆顆璀璨的明珠。體裁文類的豐富多樣本身就是白族民間文學高度發達的體現和證明。

這些文類和體裁之間雖有區分，但也體現出明顯的混融性特征。以創世史詩為例，從內容上說，其與神話有混融，都是對開天辟地等民族宏大敘事的關注，從形式上而言，歌舞樂相混融，將多元因素匯聚一體。比如流傳于洱源西山地區的《創世紀》，以“打歌體”為表現形式，其形式融詩、樂、舞為一體，與白族民眾的民俗生活高度互融，充分體現了多元混融的特點。

此外，白族民間文學中豐富多元的文類體裁的產生，大多是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整合發展的產物，體現了兩種甚至多種文化的混融。白族戲曲曲藝吹吹腔、大本曲都是在外來移民攜入的“弋陽腔”基礎上融入白族民間原有歌舞藝術、敘事傳統而形成的。

再者，在白族民間文學中，神話的光怪陸離、史詩的壯麗宏大、歌謠的通俗真摯都離不開獨特的藝術表現手法的塑造。白族民間文學中的每一種體裁在依循著屬于該種體裁的藝術手法的同時，又加入了本民族的獨特創造，既具備體裁共性又被打上了白族烙印。以民歌為例，傳統歌謠中常見的賦、比、興等手法在白族民間歌謠中運用廣泛，與此同時，月亮、花、蜜蜂等意象的存在為白族民歌抹上了獨特的民族色彩，反意歌、一字歌、串枝連等獨特的表現形式充分體現了白族民歌特殊的表現力和創造力。這兩方面的因素，又使得白族民間文學身上多元混融的特質更加明顯。

(二)文學文本互文印證

20世紀60年代，法國學者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概念，指出“任何文本都是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和轉換”[4]。從互文性理論出發，文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與其它文本以及社會歷史文化語境密切相關。反而言之，社會歷史文化語境的種種影響亦會在文本中留下痕跡和烙印。綜觀白族民間文學本身，此種文本間性亦即互文性體現得十分突出，這又恰恰印證了白族民間文學的多元混融性特征。

白族民間文學中有大量文獻文本與口述文本的互文實例。南詔以來在白族民間流傳著一種增、減、重新組合漢字筆畫和偏旁部首的古白文，一般與漢文夾雜使用，但流傳范圍較窄。所以白族文化除了以口傳為主外，主要靠漢文書寫典籍記錄。加上南詔大理國地方政權覆滅后白族文化典籍曾遭大規模焚毀，所以白族的傳統文獻典籍不多見。但即便如此，白族文化包括文學的部分材料卻得以在一些漢文典籍中記錄下來。這些文獻記載的文學文本又與民間口述文本共同流傳，形成密切的互文性關聯。《九隆神話》《火燒松明樓》《望夫云》等均是典型例證。晉常璩《華陽國志》及南朝宋范曄《后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都記載了九隆神話。徐嘉瑞認為：“又九隆神話，當以南中志及后漢書為正，此外皆后人偽托。”[5]九隆神話在白族民間也以口述的形式在傳承，婦人捕魚水中、觸木而孕、產子十人、沉木化龍、龍舐幼子、九隆為王、十子娶妻等主要母題在文獻記載和口述文本中基本一致，體現了高度“互文”的特性。除《九隆神話》外，民間還存在《九龍圣母》《龍母神話》等變體，同樣具備感龍而生等核心母題，可以被統攝到“互文”網狀系統中的文本十分豐富，充分說明了該神話的深厚生命力。對《火燒松明樓》傳說的記載，可見于《白古通記》《南詔野史》《滇載記》和李元陽萬歷《云南通志》等地方文獻。諸種文獻中記載詳略不一，但南詔欲吞并五詔、建松明樓、焚死各詔等情節是一致的。除了地方史志，民間還流傳著《火燒松明樓》的諸多口述異文，其主要情節與《白古通記》等所載亦大體一致。《望夫云》傳說在民間廣泛流傳，影響頗大，其文獻記載主要見于《大理府志》《大理縣志稿》等地方文獻，這些地方文獻的來源依據當也是民間流傳文本，所以在文獻和口傳文本間同樣只存在細節的差異，互文性十分突出。

白族民間文學中還存在不少口述文本與儀式文本的互文實例。劍川一帶正月十五有專門紀念青姑娘的姑娘節。當地的白族婦女會湊錢買好所需物品，請人扎一個青姑娘人偶，打扮成白族婦女的樣子，到村中場壩祭奠，大家抬著青姑娘在村中巷道游行，邊走邊跳邊唱，敘述青姑娘悲慘的身世。這一儀式對應的就是民間長詩《青姑娘》，長詩敘述了一個善良、勤勞的白族姑娘從小給人做童養媳，受盡折磨最終無奈跳進海尾河自盡的故事。此種互文性亦存在于前述《火燒松明樓》傳說中，白族民眾將傳說的起源附會于火把節，火把節儀式中豎火把、點火把、染指甲等習俗均是對傳說內容的印證，構成了一種互文關系。大本曲的演唱也體現了儀式與演述文本之間的互文。白族民間流傳著“在家莫唱梁山伯，出門莫唱陳世美”的俗語，強調的就是演述場合與演述文本的契合問題。所以，七月祭祖時節，常唱《傅羅白尋母》《三下陰曹》《黃氏女對金剛經》等與鬼魂、地府有關的曲目；上梁、新居落成儀式上，多唱《蔡狀元修洛陽橋》等曲目；家中結婚、辦喜事，要唱大團圓結局的曲目。七月半唱《傅羅白尋母》，藝人演述目連救母故事的過程，也是對文本“上窮碧落下黃泉”感人事跡的儀式性重現。

(三)多種類型互融并存

在白族的神話、故事等文類中，不僅有著豐富的基本類型而且每一類型下面還常常存在多種亞型，這同樣是白族民間文學多元混融特質的表征。以創世神話為例，一方面，其關注人類早期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反映白族先民對宇宙、世界萬物以及自身的探索和思考，對外界和自我的認知，具有所有創世神話、史詩共有的宏大敘事特征，另一方面，白族的神話史詩在具體的敘述中又體現了先民對創世問題的多元化思考，創世神話不同亞型混融交織。白族創世神話的典型文本有《開天辟地》《創世紀》《人類和萬物的起源》等。《開天辟地》敘述盤古變成天，盤生變成地，天地修成后，盤古盤生死去，盤古死時身體變成了世界萬物[6]13。《創世紀》中說到盤古盤生變成天地后，又化身為“木十偉”，木十偉的身體變成了萬物。《人類和萬物的起源》講述，遠古時代天地相連混沌不分，兩個太陽在天上互相碰撞，導致天地分開，小太陽墜落海中時海心冒出的石柱頂天撐地[6]1。如果說《開天辟地》和《創世紀》是化生型創世神話的代表，那么《人類和萬物的起源》則反映了白族民眾另外一套創世體系觀，在兩個太陽相互碰撞導致天地分離的敘述中，蘊含著先民關于天地萬物在物質本原和運動、變化中生成的樸素唯物主義觀念。

在人類起源神話和洪水后人類再殖神話中，白族民間文學的多元混融同樣得以充分體現，有些文本自身就兼涉了不同亞型。《東瓜佬和西瓜佬》中，還沒有人類的時候，東山上結的紫瓜中走出一個小伙，西山上結的白瓜中走出一個姑娘，二人結為夫妻繁衍了劍川壩子中的人。所以，現在劍川白語中還用“東瓜佬”代表“爹”[7]。這里的冬瓜與葫蘆具有同類屬性，故該文本也可被視為是葫蘆型人類起源神話。《人類和萬物的起源》中，最初的混沌世界里，兩個太陽相互碰撞，落入海中的太陽被大金龍吞入肚中，又變成肉團從龍腮迸出，炸開撞碎的肉團變成萬物，肉核變成了一個女人勞泰和一個男人勞谷，勞泰和勞谷結成夫妻，繁衍人類。這可視為人類起源神話中的天父地母亞型。除了人類的初次起源，白族民間文學中人類再殖母題也形成了兄妹婚再殖人類亞型、人間孑遺男子與天女婚配亞型等不同亞型，同樣體現了多元混融的特征。《創世紀》《開天辟地》《鶴拓》《兄妹成親和百家姓的由來》《伏羲和娃妹》《點血造人》《人種與糧種》中都有洪水后兄妹結婚再殖人類的情節，體現了對人類起源于男女兩性相結合的懵懂認知。《氏族來源的傳說》《虎氏族的來歷》中，有兄妹結婚生下的女兒嫁給熊、虎等動物繁衍人類的情節，是兄妹婚和人與動物結合繁衍人類相粘連的亞型。筆者在劍川石龍村收集的《橋生與龍女》《龍王三公主》故事文本，則是作為洪水遺民的人間男子與身份特殊的異類女子婚配后完成再殖人類的使命。

白族龍故事中多種亞型的存在亦體現了此種多元混融之特質。筆者曾將白族的龍故事分為五種類型：善龍，龍幫助人克服困難或為民除害；龍作惡，治惡龍；人與龍成為朋友；人與龍相戀或結為夫妻；感應生龍，人變成龍，人死后封為龍王[8]。在每一類型下面還可看到多種亞型的并存交叉，如人龍婚配下面就還有龍女報恩、樂人與龍女、龍娶凡女等亞型。此外，大黑天神故事下面包含了吞瘟疫亞型、斗惡蟒亞型、本主亞型。蛇郎故事除了典型的433D型之外還兼具433F氏族始祖型。

(四)多元觀念交織共生

白族民間文學的多元混融性，是多樣、混融的社會生活本身的反映和多元混融觀念的體現。在這個文字和語言構筑的世界里，交織著白族民眾的觀念、意識、思考和心聲，其間或許有著矛盾、碰撞，但最終又達成了更高層面上的混融和整合。

白族民眾具有多元混融的信仰觀念，這在白族民間文學中有著最集中的體現和反映。解析白族民間文學的文本，可發現其中有白族原生信仰和本土崇拜的內容，有佛教的影響，有道教的痕跡，有儒家的意識，有的文本更夾雜了前述幾種信仰崇拜。而這樣的狀況，完全與白族民眾現實的信仰圖景相呼應。白族民間不同宗教體系神祇和平共處的景象隨處可見。如劍川石鐘山石窟中，南詔王本主造像、諸種佛教造像和代表本土原初崇拜的女性生殖器造像便同堂共處。白族民眾或許分不清自己信奉的到底是何方神圣，也無意去做這樣的區分，在他們的心目中，只要能夠護佑自己就可以去崇奉。正因為白族民眾信仰觀念的開放、多元映射到了文學中，故文本中又處處體現出此種多元信仰之態勢。

大黑天神故事就體現了佛教信仰與本主崇拜的融合。大黑天神本是印度教濕婆神的化身，后被佛教密宗吸收。大理地區的大黑天神不僅作為密教的護法神，而且被納入了本主信仰的系統中。“大黑天神作為本主供奉的年代較久，至遲在大理國(宋代)時期已經盛行”[9]。如此早就進入到白族本主信仰的體系，說明大黑天神這一外來神祇已經完全被白族民眾所認可。大理的灣橋、石龍等地均供奉大黑天神為本主，也都流傳著相似的大黑天神本主傳說。

儒釋道三教合流的傾向在白族文化中有明顯表現，在白族民間文學中也留下了痕跡。白族大本曲、本子曲中都有關于目連救母故事的曲目，故事中既有對表現目連之孝的儒家倫理思想的抒發，也有對佛教因果報應、業報輪回觀的描述，而目連用錫杖打開地獄之門救拔母親及亡魂的情節與道士超度亡魂儀式和破地獄科儀很有關聯，曲本中還有“我媽她拜觀音經，爹拜天地水三官”之語。

三、白族民間文學多元混融特質的成因

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白族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被白族民眾移植到了文學的世界里。白族文化的多元混融自然也進入到白族民間文學的領域，成為白族民間文學多元混融特質的基礎和源泉。

(一)自身發展歷程中的層累疊加

關于白族族源的探討，是百年來學界爭論較大的話題。學者曾提出過“土著說、傣族說、氐羌族說、濮族說、多種族的融合說等”[10]。方國瑜認為白族是多種民族的融合體，其主體是南詔建國以前住在洱海南部的“白蠻”，而“白蠻”是從四川經“僰道”遷入大理的[11]。馬曜提出“異源同流說”，認為白族的先民是很早就生息于云南洱海一帶的族群，以之為基礎，又融匯了其他很多群體。盡管學者對于白族先民主體的構成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點似乎是共同的，就是都認為白族是多族群融匯而成的民族共同體。族源底層的融匯奠定了白族文化和文學多元混融的基點。

白族民間文學歷史悠久，在長期的發展歷程中，不同的歷史階段形成了各自突出的特征，同時又匯聚為一個整體。南詔以前的白族民間文學處于孕育初成的時期，神話史詩等重大題材得到人們的關注。南詔大理國時期由于社會、經濟、文化都有了較大的進步，白族民間文學出現了一個發展繁榮期，翻開了燦爛華彩的一頁，在《火燒松明樓》《望夫云》《轆角莊》等作品中可窺見當時復雜的社會矛盾和動蕩的社會現實，在《望夫云》《觀音伏羅剎》《段赤城》《大黑天神》等作品中則讓我們感受到了悲劇式的崇高。元明清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白族民間文學進入了成熟轉型期，民歌、民間長詩、大本曲等很多內容、體式達到了成熟的頂峰，比如依托于“山花體”的白族民歌在此階段有了長足發展，達到了鼎盛狀態。白族的民間敘事長詩和抒情長詩同樣在元明清以后發展成熟、圓融，大量優秀長詩的涌現是這個階段白族文學發展中最奪目的景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白族民間文學在承繼創新的雙重路徑中實現新的發展。總之，每一個階段的白族民間文學在一脈相承的同時體現出各自的特色，這本身就是多元混融特性的一種表現。

白族文學中還形成了獨特的由文人知識分子智識階層書寫的文學形態，南詔大理國時期以南詔王、高級官員和釋儒組成的知識分子群體在詩歌、散文方面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成就，明清以來，文人知識分子更是大量涌現，很多人在文化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這同樣是白族文學自身發展成熟的標志之一。文人書面文學與民間文學之間還產生了相互影響，此種互動于白族民間文學多元混融特質的形成亦有獨特貢獻。

(二)外向互動交流中的融匯整合

大理地區處于中原漢文化、印度文化、東南亞文化等文化圈的交匯地帶，白族文化在長期的開放態勢中形成了兼收并蓄之特點。白族民間文學吸收漢族文學、印度文學、東南亞文學的因子并與自身傳統整合的例證也不乏見。

漢族文學對白族民間文學的影響滲透于文學體裁、形式、內容、觀念諸多方面。白族創世神話中盤古盤生兄弟開天辟地、化生萬物的情節，與漢族地區流傳的盤古神話存在諸多相似之處。《火燒松明樓》傳說對慈善死節事跡的渲染符合漢文化宣揚的綱常大義，也與明代以來漢文化大規模涌入的背景不無關聯，柏潔夫人為從松明樓灰燼中刨出丈夫尸體而雙手鮮血淋漓的慘狀與漢族孟姜女故事中孟姜女徒手將丈夫的尸骨從長城下挖出因而染滿鮮血的情形高度相似。段赤城等義士殺蟒型故事，受到了漢族道教仙話的強烈影響。白族地區的梁祝故事、琵琶記、黃氏女對經故事都源自漢族地區。

印度文學對白族民間文學的影響主要是伴隨著佛教和佛典文學傳播而完成的。這在觀音故事、大黑天神故事、目連救母故事、感恩的動物忘恩的人故事中均有明顯表現。南詔以來天竺僧人不斷入滇傳教，他們常常宣稱自己是觀音或者觀音的化身。所以在大理的觀音故事中，觀音常以梵僧的形象出現。《觀音伏羅剎》故事中梵僧“袈裟一披”的核心母題首見于佛經，具有印度淵源。大黑天神故事中吞瘟疫拯救人類而導致自身中毒變黑的核心情節，與印度民間講述的濕婆吞下攪乳海產生的劇毒導致“青項”之情節從本質上并無區別，白族大黑天神吞瘟疫故事正是印度同類故事傳入的結果。目連故事中目連之原型亦源出于印度佛典。

白族民間文學中的洪水及兄妹婚神話、葫蘆神話等與東南亞各國同類神話有著高度的交叉復合。白族中流傳的南詔盟石傳說可能是受到越南試劍石型傳說的影響而形成。

白族民間文學中的一些形式、文本還體現出多種外來文化綜合影響的痕跡。豐富多彩的白族龍故事中，就既有白族傳統蛇崇拜和水神信仰的因子，又有漢族龍文化滲透的痕跡，還深受印度佛典文學之影響，是豐富復雜的綜合體，充分體現了多元混融的特征。目連救母故事除受印度佛典文學影響外，也不乏移植自漢地的成分。觀音故事體現了印度佛教文化、漢文化、本土文化的有機交融。《南詔圖傳》《白國因由》等所載的觀音七化、觀音伏羅剎故事反映了印度佛教及佛經文學對白族民間故事的影響。漢地元代以后出現的觀音是妙莊王三女的說法在白族地區同樣也有流傳，白族大本曲中還有《三公主修行》之曲本，所述內容不脫漢地觀音修行故事的窠臼。同時，白族的觀音故事中還有很多本土化、民族化的內容，很多也被納入了本主故事的講述系統。在白族民眾的口頭傳統中，觀音為了拯救大理人民而有負石阻兵的壯舉，三月街的創造也與觀音有關，觀音救苦救難的神格與白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相聯系，觀音似乎已經成為了一個勤勞善良的白族婦女的化身，而非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佛。李星華說：“白族的觀音具有白族勞動人民的性格、形象。”[12]趙櫓認為，負石阻兵、五十石等故事原本早已存在于白族民間，胡蔚本《南詔野史》以及雍正《云南通志》等書中均記載了老婦負石嚇退敵兵的記載，密教徒將老婦改造和置換成了觀音。五十石的神話原本是傳播生產勞作經驗，卻被密教徒將觀音植入其間，宣揚觀音的功德[13]。在觀音故事中，印度來源、漢地影響和本土因子并存互融最終形成了白族觀音故事的獨特面貌。由于白族文化的多向交流和兼收并蓄，使得白族民間文學中充滿了原初、本土文化因子和后起、外來文化要素的融匯。仍以創世神話為例，《創世紀》中有一細節，盤古盤生制服了龍王，龍王的頭被砍，變成了彩虹。這一細節，既體現了白族先民對于自身的認識和人類力量的肯定，也表現了白族初民浪漫和富于想象的思維特點。盤古盤生降服龍王，這象征著人類對于大自然的征服，是對人的力量的肯定。龍王變彩虹，印證了列維-布留爾提出的原始思維中的“互滲律”，符合初民思維中類比、互滲的特點，龍的形體與彩虹有幾分相似，再加上初民心目中萬事萬物是可以互相轉化、變形的，便有了這樣充滿想象的敘述。《創世紀》《開天辟地》里，還說到在人類再殖的過程中，得到諸多動物的幫助，這也體現了白族早期先民與動物之間的緊密關系和對動物的深厚情感。這些是白族民間文學中較為原初的文化因子。在白族的創世神話中，也有不少后起、外來的文化因子。比如觀音在創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當為南詔以來白族接受佛教文化后的一種變異表現。《創世紀》《開天辟地》中，都在盤古盤生開天辟地的壯舉中，嵌入了觀音留下人種于葫蘆的情節。《開天辟地》里盤古死的時候身體變成世界萬物，觀音的手指到哪里，他就變到哪里。在洪水后，也是觀音運籌帷幄，特意在金鼓中留下了趙玉配和邰三妹兩兄妹。在觀音的指示下，兩兄妹經占卜和神示后結為夫妻，繁衍后代[6]13。觀音不僅是盤古創世的指引者，也是人類再殖的安排者，反映了伴隨佛教的進入和興盛而形成的觀音崇信現象。四、白族民間文學多元混融特質對邊疆民族文學發展機制的啟示

白族民間文學在源自傳統和外向交流的雙重路徑中不斷發展壯大進而形成鮮明的多元混融之特質，這是一種特例抑或隱藏著某些共性?筆者認為，白族民間文學的發展或許帶有一定的特殊性，但絕非個例，她代表的是我國少數民族民間文學發展中的一種類型，而其發展路徑也能為邊疆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提供借鑒和啟示。

其一，邊疆不等于邊緣，邊緣亦非絕對化的概念。

在華夏正統的中原語境中，邊疆是邊緣的象征。以歷朝歷代的中原視野為基點，中國的西南邊疆無疑是最邊緣、最遙遠的化外之地。“從文化圈的理論看，滇文化處于漢文化、印度文化、東南亞文化交匯的邊緣；從政治格局看，云南兩千多年來都位居中原王朝統治的邊緣地帶”[2]5。在以漢族為中心的文化觀中，少數民族長期與野蠻、落后等評判相聯系。在文學的語境中，同樣如此。所以當我們著力于書寫中國文學史的時候，“這種以中國(歷朝)為名的‘國別文學史’書寫雖然也因人而異，但在總體上則突出著一些相近的特點，比如‘文學國家化’與‘漢語中心觀’，以及‘萬世一系’和‘華夏正中’的歷史表述等等”[14]。也就當然不可避免“僅只關注和描述作為中原主體民族——漢族的歷史、文化與文學，往往或有意或無意地，放逐了對其周邊少數民族歷史、文化與文學存在的關注和描述”[15]。

白族文學屬于邊疆少數民族文學。邊疆、少數民族是首先附加于白族文學的兩大特征。從以中原為中心的傳統文化觀和華夏一點四方格局來審視，白族文學的邊疆、少數民族兩大特征更易讓人們將之與邊緣、后進等評價聯系在一起。因為在長期的漢文化語境中，如此將邊疆、少數民族與邊緣、落后的并置絕非偶然。這樣的定位，不僅使整個中國文學史的書寫中缺失了少數民族文學應有的位置，而且也讓很多少數民族在主動靠攏和被動同化中喪失了自我。此種狀況，從長遠而言對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是不利的。事實上，從對白族民間文學的全面梳理中，可知邊疆、民族特征并不意味著必然要與邊緣、后進劃等號。相反，我們在白族民間文學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看到，所謂的邊疆卻成為文化交流的中心之地，中原漢文化乃至于南亞文化、東南亞文化在此碰撞、交匯。白族民間文學與外部文學之間存在多元、多向的交流互動，既有與漢族文學之間的交流，也有跨越國界、基于區域文化或宗教、政治等特殊原因的外向交流。白族民間文學在多元交匯中得以更加壯大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少數民族不再是一個與野蠻、落后劃等號的名詞，而是代表著自身特殊發展傳統的一種身份標識。這樣的視角和定位，對于少數民族文學自身的傳承發展和增強少數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覺無疑具有積極作用。

其二，文化的交流、融匯和整合能力是民族文學獲得發展生命力的重要機制。

文化交流是文化發展的重要動因，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在完全封閉中發展，相反，文化系統需要在內部發展和外部交換中完成文化的演進。白族民間文學多元混融特質的形成，與白族文化的開放性有很大關系。值得深思的是，白族文化的開放、兼收并蓄并沒有使她喪失自我，而是在與外界的交流中將外來文化與本土傳統有機融匯、整合，保持并進一步凸顯了傳統的民族性。“開放性、包容性與民族性和特色性的相輔相承、互相影響，構成了白族地區民族文化發展機制的主脈絡”[16]。正因為能夠以開放的姿態包容外來文化甚至主動去汲取外部文化的營養，將之化為我用，所以白族民間文學能夠在與外界的交往中豐富和充實自己，形成多元混融的特點。白族民間文學在南詔大理國時期達到了發展的燦爛華章，而此時期，恰恰也是白族文化與外部文化交流異常頻繁和深入的時期。強盛國力奠定了深厚的文化自信，在開放的態勢中，文化融匯更加突出。開放和交流并沒有沖垮白族民間文學的大廈，也沒有淹沒白族民間文學的特點，反而使其不斷發展、獨具異彩。這對邊疆民族文學的發展是極富啟示價值的。盡管我國有55個少數民族之多，邊疆少數民族也不在少數，也并不是所有的邊疆少數民族文學的實際情況都與白族一樣，但是白族民間文學代表了邊疆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一種類型、一種可能性。白族民間文學在對自我傳統的承襲和與外部文化的交流這兩個向度之間建立起來的開放性與民族性協調平衡的發展機制為邊疆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路徑提供了借鑒。邊疆少數民族文學不應該固步自封，也不可能完全處于封閉的狀態中，在發展的過程中，應立足于自我的文化根基和底蘊，提高融匯、整合外來文化的能力，以期更自信地參與交流。文化的自身發展和相互交流汲取奠定了多元態勢，而混融便是多元基礎上的更高需要，是核心文化符號、標志被不斷塑造出來的過程，其目的就是為了在更高的層面整合區域中的文化，讓文化在保有多元特色的同時朝向共同標準，這樣的匯融和整合是對多元的凝聚和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