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文文獻所見的南詔及其與吐蕃的關系

唐朝初年即開始經(jīng)營西南邊疆，貞觀末年其影響已經(jīng)到達洱海地區(qū)。公元664年，唐朝于今云南姚安建“姚州都督府”，象征著對這一地區(qū)的統(tǒng)治正式建立。而吐蕃于670年前后滅掉青海的吐谷渾后，也加強了向西南邊疆發(fā)展的力度。據(jù)漢文史籍記載，吐蕃至遲在680年已經(jīng)征服西洱河諸蠻，包括浪穹州蠻、姚州蠻等亦附于吐蕃①。

就在吐蕃向滇西北發(fā)展的同時，南詔在“西洱河”地區(qū)興起，逐步成為吐蕃與滇西北少數(shù)民族關系中的主要角色。貞觀二十二年（648），原居地在蒙舍（今云南巍山）的蒙舍詔主細奴邏，攻滅以白崖（今云南彌渡縣紅崖）為中心的白子國，勢力到達洱海地區(qū)的南端。其后蒙舍詔統(tǒng)一六詔，對外通稱“南詔”②。

一、南詔與吐蕃關系初期（？－751）

以往對南詔與吐蕃關系的研究，多以漢文資料為主，而對出自敦煌的古藏文文獻重視不夠。其實，在古藏文中用來指南詔及其統(tǒng)轄地域的vjang這個詞，早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贊普傳記”中松贊干布之前就出現(xiàn)了。當時是被賦予一種名犬的出產(chǎn)地，這段文字是：“有哈牙木胡西庫及那囊氏贊雄甲二人將宇宙大神之神獒犬，溫蘇牙札及江之蘇則馬江（vjang　gi　zu　le　ma　vjang）、溫古等毛上涂以毒物”云云［1］，文中的“蘇則馬江”（zu　le　ma　vjang）便是神獒之一的名字。

除“神獒犬”之外，南詔另一著名的物產(chǎn)也被吐蕃人視為圣物，這就是“南詔竹”（vjang　smyug）及其制成的弓箭。P．T126《遠古氏族“恰”、“穆”的使者傳說》寫到：“穆王說：那么，‘恰’之使者要向我的生神貢獻禮品，到底獻什么物品？要獻南詔竹（vjang　smyug），那有沒有嵌有雕尾條紋的神箭？”③從上下文看，這里說的是一種產(chǎn)于南詔、可制作弓箭的竹子。南詔盛產(chǎn)竹，用作制造弓箭十分有名，《蠻書》卷7“云南管內(nèi)物產(chǎn)”說：“槍、箭多用斑竹，出蒙舍、白崖、詔南山谷，心實，圓緊，柔細，極力屈之不折，諸所出皆不及之。”又，《蠻書》卷4“名類”記載，南詔屬下的“撲子蠻，勇悍矯捷。以青婆羅緞為通身袴。善用白箕竹，深林間射飛鼠，發(fā)無不中。”看來，正是由于“南詔竹”能夠制造出實用的弓箭，所以其聲名很早就遠播青藏高原，而被吐蕃人編入反映遠古部落的傳說之中。

真正記載南詔與吐蕃關系史上的事件，以《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為發(fā)端，其“大事紀年”703條曰：“及至兔年（703）……冬，贊普（btsan　po）赴南詔（vjang　yul），攻克之。是為一年”；“贊普傳記”7記載：“赤都松贊普（btsan　po　khri　vdus　srong）……又推行政令及于南詔（vjang），使白蠻（mywadkar　po）來貢賦稅，收烏蠻（mywu　nag）歸于治下。”“大事紀年”緊接著下一條說：“及至龍年（704）……冬，贊普牙帳赴蠻地（mywa），薨。”《西藏王統(tǒng)記》說：赤都松“執(zhí)政二十九年，卒于南詔”（ljang　gi　yul）④。這些記載表明，南詔是在公元8世紀初、赤都松贊普在世的最后幾年中歸附吐蕃的，吐蕃為開拓西南，還付出了贊普死于征途的沉重代價。從這些記載還可看出，《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是以vjang指南詔政權及其地域，而以mywa（蠻）指其地的民族的⑤。

“大事紀年”又載：及至雞年（733），“唐廷使者李尚書，蠻羅閣（mywa　la　kag）等人前來贊普王廷致禮。”［1］王堯教授認為，“蠻羅閣”就是統(tǒng)一六詔、開元二十六年（738）被唐朝封為云南王的南詔王“皮邏閣”。此期間，南詔與吐蕃的關系有了進一步的發(fā)展。《漢藏史集》記載，赤德祖贊（khri　ldegtsug　brtsan，704－754年）在位時曾迎娶南詔女子赤尊（ljang　bzang　khri　btsun）為妃，并生有一子名“絳察拉本”（ljang　tsha　lha　dbon）。此事又見載于《智者喜宴》、《西藏王統(tǒng)記》等歷史文獻。據(jù)“大事紀年”，“拉本”（lhas　dbon）死于739年：“及至兔年（739）夏，贊普（btsan　po）以政事巡臨‘畢’地，王子拉本（lhas　dbon）駐于‘準’，猝然薨逝”。藏文《gtam　mtshigs　rgya　mtsho》一書還說，“絳察拉本”死后，“墓建成圓形，位于他的祖父墓前面，內(nèi)中藏有諸多珍寶”。而公元745年，赤德祖贊的南詔王妃赤尊亦亡，“大事紀年”第96條載：“及至雞年（玄宗天寶四年，乙酉）……祭祀王妃赤尊之遺體。是為一年。”所以，目前雖尚未發(fā)現(xiàn)漢文史料的相關記載，但南詔與吐蕃有聯(lián)姻關系應為可信⑥。

正是在南詔與吐蕃聯(lián)系日益緊密的背景下，天寶九載（750）秋發(fā)生了南詔與唐朝之間的戰(zhàn)爭。當時的南詔王閣羅鳳遣軍包圍姚州都督府所在地，并于冬天攻下姚州；攻下姚州后，閣羅鳳遣使致唐謝罪，請求還所俘掠，重筑姚州城。時楊國忠在朝中掌權，卻令劍南節(jié)度使鮮于仲通進討南詔。就在唐朝與南詔開戰(zhàn)前夕，據(jù)《南詔化碑》講，此時吐蕃“贊普（赤德祖贊）今見觀釁浪穹，或以眾相威，或以利相導”，欲取漁翁之利［2］。根據(jù)前引藏文文獻的記載，赤德祖贊正是迎娶了南詔女子赤尊（khri　btsun）為妃的吐蕃贊普，他在唐朝與南詔即將爆發(fā)沖突之時，遠離其吐蕃的大本營，率重兵南下到今洱海北面的洱源來聲援閣羅鳳，這與他和南詔的聯(lián)姻關系是分不開的。這也就從另一角度證明了南詔與吐蕃確有聯(lián)姻關系。

天寶十載（751）四月，唐朝大軍至西洱河，南詔于無奈之中遣使至浪穹向吐蕃御史論若贊求援，吐蕃“分師入救”。是役唐軍大敗，士卒死者數(shù)萬人。南詔擊敗進討唐軍后，吐蕃命宰相倚祥葉樂攜金冠錦袍、金寶帶等慰問南詔，“賜為兄弟之國”。天寶十一載（752）正月，吐蕃于鄧川冊封南詔為“贊普鐘南國大詔”，授閣羅鳳為“贊普鐘”，意為贊普之弟，亦號“東帝”，頒給金印；又授閣羅鳳長子鳳迦異為“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馬大將”，南詔朝中大小官吏，均獲吐蕃封賞。南詔與吐蕃還“山河約誓，永固維城”，南詔改是年為“贊普鐘元年”［2］47—48［3］。

此事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贊普傳記》中亦有記載，稱：“赤德祖贊贊普（btsan　po　khri　vdus　srong）之時，……南方之東（下）部，南詔（vjang）地面，有謂白蠻子（mywa　dkar　po）者，乃一不小之酋長部落，贊普以謀略封詔賜之，南詔王名閣羅鳳（myvavi　rgyal　po　kag　la　bong）者遂歸降，前來致禮，贊普乃封之曰‘鐘’（gcung，意為弟），民庶皆歸附庸，（吐蕃）地域，增長一倍。”［1］129，166

以往對吐蕃封閣羅鳳為“鐘”（gcung），論者僅停留在解釋藏文gcung有“同胞兄弟”的含意上，而未及討論吐蕃為何要授予這樣的稱號。根據(jù)已見的藏、漢文獻的記載，終唐一代，與吐蕃聯(lián)姻的周邊政權或民族不在少數(shù)，而其中嫁公主給吐蕃贊普為王妃的有唐朝、羊同（象雄）、泥婆羅、黨項、南詔等，但后來被吐蕃所控制而封為“贊普鐘”的僅南詔而已。這就有理由讓我們認為，不但南詔與吐蕃聯(lián)姻應為可信，而且還可推測嫁與赤德祖贊為王妃的正是皮邏閣之女、閣羅鳳之胞妹。

二、南詔受制于吐蕃時期（751－788）

751年南詔與吐蕃聯(lián)軍擊敗唐朝軍隊并接受吐蕃封授之后，南詔開始進入吐蕃的實際控制時期。

同上引《贊普傳記》7：“赤德祖贊贊普之時，……以南詔王（vjang　gi　rgyal　po）降歸吐蕃為民之故，唐廷（rgya）政權大為低落，且極為不安。而南詔王（vjang　myvavi　rgyal　po）而論，彼承事唐廷，忽轉(zhuǎn)而以唐（rgya）為敵，獻忠誠歸順于吐蕃贊普赤德祖贊之駕前，其所陷唐廷之土地、城堡一一均獻于（贊普）……后，閣羅鳳之大臣名段忠國（kag　la　bong　gi　blon　po　dvan　cung　kog）者，來至贊普赤德祖贊之帳前，在龐塘大殿之中，致禮示敬”。有一點應該說明的是，段忠國晉見贊普是赤德祖贊時期的事，應在閣羅鳳被賜封為“贊普鐘”之后。從南詔王被賜為“贊普鐘”的752年，到赤祖德贊去世的754年只有兩年時間，因此，段忠國晉見赤德祖贊君臣的時間，當在此兩年之中［4］。

天寶十三載（754），唐朝又令侍御史李宓、廣府節(jié)度何履光等兵分兩路進攻南詔。李宓軍進逼鄧川（今云南鄧川），吐蕃“神川都知兵馬使論綺里徐來救”［2］49，大破唐軍。其后南詔與吐蕃又合兵掃蕩了嶲州都督府，奪取了大量的人口、牲畜和各類物資。吐蕃、南詔奪取嶲州的事件在藏文文獻中亦有記載，《敦煌吐蕃歷史文書》“大事記年”：“猴年（756），論泣藏、尚息東贊、閣羅鳳（kag　labong）三人率軍攻陷嶲州（se　cu），孜吉（tse　ci）以下地區(qū)盡皆臣服”［1］109，155。需要指出的是，此時的吐蕃贊普已是赤松德贊（khri　srong　lde　btsan，755－797年在位），為赤德祖贊與那囊妃芒保杰細登所生之子，也就是說與南詔有聯(lián)姻關系的重要人物均已不在人世，為其后南詔與吐蕃結盟的破裂埋下了伏筆。

757年，唐朝奪回越嶲，以楊廷進為都督，兼領臺登（今四川瀘沽）。不久，南詔、吐蕃又聯(lián)軍攻占越嶲和臺登，俘虜楊廷進，進而攻下邛部（在今四川越西東北）。當時南詔勢力所及，已至大渡河南岸，而吐蕃亦以“抵劍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為其控制的邊界［3］5248。具體到吐蕃在滇西北控制的區(qū)域，據(jù)《南詔化碑》講：天寶間南詔與唐軍之戰(zhàn)，南詔王閣羅鳳曾派首領楊利等赴浪穹向吐蕃御史論若贊請派援兵［2］，結合其他史料可知，當時吐蕃控制滇西北的中心位于神川鐵橋（位于今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維西縣塔城區(qū)），東北面據(jù)有嶲州，在姚州一帶與唐軍相峙；北面以鐵橋和浪穹為據(jù)點，分別在鐵橋設神川都督，在浪穹遣御史鎮(zhèn)守；以洱海地區(qū)為中心的南詔也在吐蕃的控制之中。

大歷十四年（779），閣羅鳳卒，立其孫異牟尋以嗣。異牟尋率眾20萬人與吐蕃合力攻打西川，德宗發(fā)禁衛(wèi)及幽州軍馳援，與山南兵合，大敗異牟尋眾，斬首6000級，禽生捕傷甚眾。此戰(zhàn)之后，異牟尋被吐蕃貶封為“日東王”［5］。建中年間（780－783），吐蕃再度飲馬岷江，常以南詔軍為前鋒，進攻唐西南邊州屢屢得手。

這一時期南詔與吐蕃的結盟，也促進了雙方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如吐蕃以虎皮旌勇、定為章錦的制度也流行于南詔。《蠻書》卷7“云南管內(nèi)物產(chǎn)”說：“蠻王并清平官禮衣悉服錦繡，皆上綴波羅皮”（原注：“南蠻呼大蟲為波羅密”）；又，南詔“貴緋、紫兩色。得紫后，有大功則得錦。又有超等殊功者，則得全披波羅皮。其次功，則胸前背后得披，而闕其袖。又以次功，則胸前得披，并闕其背。謂之‘大蟲皮’，亦曰‘波羅皮’”［6］。

三、南詔脫離吐蕃及其后期（788－822）

吐蕃一方面與南詔結盟攻唐，一方面又對南詔“責賦重數(shù)，悉奪其險立營候，歲索兵助防。”對此，異牟尋十分不滿，漸生歸唐之意。貞元四年（788）之后，劍南節(jié)度使韋皋遣“諜者遺書”至南詔，“吐蕃疑之，因責大臣子為質(zhì)，異牟尋愈怨”［5］。《贊普傳記》8記載：“此王（赤松德贊贊普）時，沒廬·赤蘇菇木夏領兵北征，收撫于闐歸于治下，撫為編氓并征其貢賦。其后，白蠻（myva　dkar　po）南詔之部歸于詔下，忽心生叛逆，時，召沒廬·菇木夏（vbro　ram　shags）拜為將軍，于山巔布陣進擊之時，殺南詔（vjang　mang　po）多人，擒獲悉編掣逋（spyan　chen　po）等大小官員，及民庶以上三百一十二人，南詔王（vjang　rje）迷途知返，又前來致禮，列為直屬藩部民戶（vbangs），征貢賦，并委以往昔舊時之職司。”⑦

此事件在《資治通鑒》卷233德宗貞元七年（791）條下是這樣記述的：“韋皋比年致書招云南王異牟尋，終未獲報。然吐蕃每發(fā)云南兵，云南與之益少。皋知異牟尋心附于唐，討擊副使段忠義，本合羅鳳使者也。六月，丙申，皋遣忠義還云南，并致書敦諭之……吐蕃知韋皋使者在云南，遣使讓之。云南王異牟尋紿之曰：‘唐使，本蠻也，皋聽其歸耳，無他謀也。’因執(zhí)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為質(zhì)，云南愈怨。”馬德先生認為，《資治通鑒》所謂“多取其南詔大臣之子為質(zhì)”，是南詔將段忠義執(zhí)送吐蕃后的事，而敦煌文書在這里記為吐蕃因南詔再次反叛發(fā)兵征討，斬殺南詔多人并俘獲段忠義及大小官員一百多人。所記孰是孰非，尚有待于深入探討［4］。

貞元五年（793），異牟尋決意歸唐，遂“遣使者三人異道同趣成都，遺皋帛書”［5］。當時正值吐蕃與回鶻在西北一線大戰(zhàn)，吐蕃乃征調(diào)南詔萬人助戰(zhàn)。異牟尋欲襲吐蕃，一面派遣寡弱五千上路，而自將數(shù)萬接于后，晝夜行軍，大破吐蕃于神川。隨后，異牟尋乃遣弟湊羅棟、清平官尹仇寬等27人入獻地圖、方物，請復號“南詔”，唐朝遂冊異牟尋為“南詔王”。《蠻書》卷10“南蠻疆界接連諸番夷國名”記載了唐使抵達南詔時的盛況，稱冊封唐使“（十月）二十三日到云南城。節(jié)度蒙酋物出馬軍一百隊，步軍三百人夾道排立，帶甲馬一十隊引前，步槍五百人隨后，去城十一里迎候。門前父老二百余人，吐蕃封王數(shù)人，在路迎拜。”

南詔異牟尋歸唐后“吐蕃苦唐詔犄角，亦不敢圖南詔”［5］6277，在唐蕃戰(zhàn)爭中，吐蕃南翼優(yōu)勢盡失。元和三年（808）異牟尋卒，繼立諸王均幼小不能理事，大權操縱于以王嵯顛為首的權臣之手。《資治通鑒》元和十五年（820）十二月：“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當時唐朝正在籌備與吐蕃和好的“長慶會盟”，自然不會響應南詔的要求，于是王嵯顛等撕毀盟約，于太和三年（829）對唐進行掠奪戰(zhàn)爭。自此之后，南詔與吐蕃的關系就告一段落。

這時期，南詔與吐蕃的關系見于漢文獻的很少，而筆者最近研讀的P．T．16暨原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敦煌古藏文文獻（簡稱ITJ）編號0751《德噶玉采和盟寺愿文》中，則多次提到了南詔與吐蕃的關系。法國學者石泰安認為這件文獻與著名的“拉薩會盟碑”同時，寫于唐蕃“長慶會盟”（821－822）前后⑧。《德噶玉采和盟寺愿文》是由吐蕃朵甘思王侯（mdo　gams　dbang　po）們提供的，目的是對吐蕃、唐朝、回鶻等于公元9世紀上半葉舉行的和盟表示“祝賀”。據(jù)筆者檢索，該文獻中除P．T．16部分有一處提到“唐朝（rgya）、回鶻（drug）、南詔（vjang）”和其他的政權以外，ITJ0751部分就有4處段落提到了南詔，現(xiàn)引出如下：

第一段：35頁a面第3行—36頁a面第4行記載：“德噶和盟之祖拉康開光之時，德倫（bdeblon）發(fā)愿：……大論尚綺心兒及大尚臘藏二者挫敗敵軍，頌揚社稷之強大，與唐（rgya）、回鶻（drug）、南詔（vjang）等邊地國王全力較量……”

第二段：38頁b面第2—4行：“姑臧（mkhartsan）大節(jié)度使于德噶玉采和盟之祖拉康發(fā)愿：吐蕃王臣政權穩(wěn)固、睿智寬宏之時，唐朝、回鶻、南詔等三國（rgya　drug　dang　vjang　rgyal　khams　gsum　chen　po）不斷進攻［吾］土，因吾王政權穩(wěn)固、吾臣英勇睿智之加持，將敵人收為治下，其甘愿接受盟約。”

第三段：39頁b面第1—4行：“瓜州大節(jié)度使（Kva　cu　khrom　chen）于德噶玉采和盟之祖拉康發(fā)愿：伏愿吐蕃王臣政權穩(wěn)固，睿智寬宏之時，唐朝、回鶻、南詔等三國（rgya　drug　dang　vjangrgyal　khams　gsum　chen　po）不斷進攻［吾］土，因吾王政權穩(wěn)固、吾臣英勇睿智之加持，將敵人收為治下，其甘愿接受盟約。”

第四段：40頁a面第2行—b面第3行：“擘三（phyug　tsams）部落官民之發(fā)愿：……因沉毅睿智、地位穩(wěn)固之王臣深謀遠慮，中間未聽命令之唐（rgya）、回鶻（drug）、南詔（vjang）等也如［吐蕃］原有屬民般安適，愿趨向政權穩(wěn)固、社稷強大［之吐蕃］，遂訂立和盟，刻諸石碑，修建和盟之祖拉康”⑨。

藏文歷史典籍《智者喜宴》也有類似的記載：“先是，穆尼贊普（797－798年在位）父祖之時，因不和而發(fā)生漢、霍爾（hor）及南詔（ljang）三方之間的戰(zhàn)爭，追逐廝殺。”最后，吐蕃大臣赤松杰達納（blon　po　khri　sum　rje　stag　snar）“做了一種神變，集中各方在雅摩塘（dbyr　ma　thang）開會。……于是據(jù)說就在吐蕃王前（對上述三方）進行了調(diào)解”［7］［8］。可見，在公元9世紀上半葉，南詔在吐蕃人的認知與表述中，其地位與唐朝（rgya）、回鶻（drug）一樣，屬于“三大王國”（rgyal　khams　gsum　chen　po）之一，為與吐蕃對等的敵國之一。

結語

通過以上對出自敦煌的古藏文文獻的分析，可以看出許多漢文史籍不載的有關南詔與吐蕃之間關系的重要人物和事件。結合藏、漢文文獻來看，在長達兩個多世紀的交往之中，南詔與吐蕃之間既有聯(lián)姻、結盟一致對付唐朝的階段，也有南詔受唐朝冊封、共同對付吐蕃的階段，這段歷史無疑屬于中國民族關系史中重要的篇章之一，值得深入探討。

注釋：

①《資治通鑒》卷204記載：永昌元年（689）五月，“浪穹州蠻酋傍時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來降”；卷210記載：景云元年（710）十二月，“姚州群蠻，先附吐蕃，攝監(jiān)察御史李知古請發(fā)兵擊之”。中華書局，1956年，第6457、6661頁。

②《資治通鑒》卷214，玄宗開元二十六年（638年）九月條，中華書局，1956年第6835—6836頁。

③褚俊杰．吐蕃遠古氏族“恰”、“穆”研究［A］，藏學研究論叢［C］第2輯，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31．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贊普傳記”4記載娘芒保杰尚囊（Myang　mang　rje　zhang　snang）在宴會曾唱道：“南方竹子是上品……”，可能也是指的“南詔竹”，足見其在吐蕃中的聞名程度。

④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第100、130、149、166；索南堅贊著《西藏王統(tǒng)記》，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95頁；劉立千譯注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14頁。

⑤有關，vjang之所指，國內(nèi)外學術界有一些分歧，美國學者查爾斯·巴克斯（Charles　Backas）著．南詔國與唐代的西南邊疆［M］，依據(jù)洛克（Rock）的觀點，認為這個名詞是吐蕃用來稱磨些人（納西族）的，見林超民漢譯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49。最近，趙心愚教授．敦煌古藏文寫卷中的vjang［J］，指出：通過全面分析敦煌古藏文寫卷中有關vjang的記載，并將這些記載與《南詔德化碑》及《云南志》、新舊《唐書》的有關記載對照，可以認為寫卷中的vjang只能是指“南詔”，見《中國藏學》2006年第3期，第45—47頁。

⑥達倉宗巴·班覺桑布著、陳慶英譯《漢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7頁。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第107、153、154。林冠群《唐代吐蕃對外聯(lián)姻之研究》，《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89頁；杜齊著、阿沛晉美譯《藏王墓考》，中央民族學院藏族研究所編《藏族研究譯文集》（1），1983年，第20—21頁。

⑦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第133、167頁。其中，“南詔王（vjang　rje）迷途知返，又前來致禮”一句，王堯等原來的翻譯是”南詔之王閣羅（鳳）（vjang　rje　gol）亦前來致禮”。因為其中gol與之前譯作“閣羅鳳”的kag　la　bong明顯拼讀不同，故不采。這里引用的文字出自黃布凡、馬德譯注《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獻譯注》，甘肅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3、295、301頁。

⑧P．T．1．6法藏伯希和敦煌藏文文書的最新影印件，見于金雅聲、郭恩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7—83頁，被定名為“赤祖德贊時期建佛寺之祈愿文”；而ITJ　0751見于Macdonald　Spanien．　A．　et　Yoshiro　Imaeda．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éque　Nationale　complété　par　queques　Manuscrits　de　l＇India　Officeet　du　British　Museum，　Tome　I，　Paris，　1978，　pl．　13—16．

⑨以上譯文引自黃維忠《關于P．　T．　16、IOL　TIB　J　751　I的初步研究》，王堯主編《賢者喜宴》，《藏學研究叢刊》（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3—89頁；譯文又參見F．　W．托馬斯編著，劉忠、楊銘譯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會歷史文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80—86頁。

參考文獻：

［1］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113、157．

［2］孫太初．南詔德化碑［A］／／云南古代石刻叢考［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42．

［3］劉昫等．舊唐書·南詔蠻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5281．

［4］馬德．敦煌文書所記南詔與吐蕃的關系［J］．西藏民族學院學報，2004，（6）．

［5］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南詔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6272．

［6］樊綽著、趙呂甫校釋．云南志校釋［M］．云南管內(nèi)物產(chǎn)、卷8蠻夷風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258－259、289．

［7］巴俄·祖拉陳瓦．智者喜宴［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411－412．

［8］黃灝．《賢者喜宴》摘譯（12）［J］．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3，（4）．

作者簡介：楊銘（1952－），男，重慶市江津人，西南民族大學博物館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民族歷史、民族文物的教學及科研。四川成都61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