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詔大理時期佛教藝術(shù)的發(fā)展

南詔( 737—902)與大理(937—1253)國是唐宋時期我國西南地區(qū)先后建立的兩個一脈相承的民族政權(quán)。南詔的版圖包括現(xiàn)今云南省全境、貴州、四川、西藏之一部，以及越南、緬甸的部分地方。公元9世紀下半葉是南詔的全盛時期，成為當時的世界強國。大理國的文化繁榮，從公元8到12世紀的數(shù)百年間，大理古城一直是東南亞地區(qū)的第一大古都。在南詔大理國的周邊，有吐蕃、唐朝、宋朝，以及位于今天緬甸的驃國、蒲甘王朝；位于今天老撾的文單國等多個古國。由于南詔大理國地處樞紐位置，因而成為了各國經(jīng)濟文化交流的中心。又由于南詔大理與周邊各國均為佛教興盛的國度，因而它們之間的文化交流以佛教文化為核心。本文以探討南詔大理與周邊各國的文化交流對佛教藝術(shù)的影響為主題，首先概述南詔、大理與驃國、文單國、吐蕃、唐宋等古代政權(quán)的佛教文化交流，繼而通過分析佛教音樂和佛像雕刻的特征，來探討當時的國際文化交流對佛教藝術(shù)發(fā)展的影響。

由于南詔大理國所處的類似于“立交橋”的地理位置與其時政治經(jīng)濟等因素的影響，南詔大理國與周邊各王朝進行了廣泛的文化交流。其中佛教文化交流是重頭戲，這對南詔大理的佛教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形成了許多與眾不同的特點，如多元性、融合性、地方性、民族性等，這些特點鮮明地體現(xiàn)在南詔大理的佛教藝術(shù)上。

塔模

塔是一種極具東方色彩的佛教建筑形式，緣起于古代印度。隨著佛教傳播到世界各國，塔也出現(xiàn)了許多不同的類型，呈現(xiàn)出多姿多彩的風格。塔模，是將佛塔微縮后的模型。歷史上往往比照真實的佛塔而制作塔模，但也可以設(shè)計出具有創(chuàng)意的塔模，從而使塔模成為極具觀賞價值的佛教藝術(shù)。

大理地區(qū)古塔有一百多座，保留至今的還有四十多座，堪稱古塔王國。而出土的塔模則數(shù)量眾多，如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僅從弘圣寺、崇圣寺兩寺中就出土了137件塔模。大理塔模中，最多的一類是窣堵坡塔模，其竟占塔模總數(shù)的1／2強。窣堵坡源于印度，起初是為供奉釋祖舍利而建，以后演變?yōu)槁癫馗呱崂慕ㄖＴ诟@堵波塔的下部有圓形或方形的臺基，臺基上建有一半球形覆缽，即塔身。窣堵波塔有4座塔門，周圍建有右繞甬道，安有圍欄，并以雕刻裝飾圍欄和塔門。這一形式表現(xiàn)出天地、大自然與建筑之間的密切關(guān)系，體現(xiàn)了印度宗教建筑的獨特風格。

另一類為數(shù)不少的是密檐式塔模。密檐式塔為中國傳統(tǒng)佛塔，由樓閣式建筑演變而來。密檐式塔由基座、塔身與塔剎組成，多為七級塔身，其中首層最高，四面券門，其余六層皆有門洞，塔頂四角置金翅鳥。塔剎由覆缽、寶瓶、相輪、寶蓋和寶珠組成，除覆缽用銅鑄以外，其上置玻璃質(zhì)寶瓶，再上為一白色石圈，象征相輪。相輪之上置八角銅質(zhì)寶蓋，角系風鐸，再上以一骨質(zhì)仰蓮承托三顆寶珠。

大理塔模中有一精品不幸遺失，據(jù)李根源《云南金石目略》：“崇圣寺銅塔模，在崇圣寺塔頂，民國十四年乙丑二月二十二日，大理地震，塔頂震落，模隨隧地。高一尺二寸，重六斤四兩，七級。頂作亭閣式，四面造佛像三十軀，下層則四天王托塔，翠色斑燦，精氣奪目，當為滇中第一重器”。這件為李根源收藏的精品塔模，在抗戰(zhàn)中遺失。

大理塔模精彩奪目，類別多樣，充分體現(xiàn)出多元性的特點。

造像

佛教造像，自公元一世紀前后誕生以來，逐漸成為一門博大精深，光耀古今的藝術(shù)。佛教造像的種類很多，從對象上分，可分為佛像，菩薩像，羅漢像，鬼神像等；從尺寸上分，可分為大型造像、小型造像等；從材質(zhì)上分，可分為金像、銀像、銅像、木像、石像、玉像等。

在所有菩薩之造像中，觀音造像的種類最多。其千姿百態(tài)的造型，遠遠超過其他各佛。與我國許多地方一樣，在南詔大理佛教供奉的對象中，觀音極受人們崇拜與喜愛。南詔大理佛教創(chuàng)造的觀音造像，叫“阿嵯耶”。其在觀音造像中獨樹一幟，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反映出多元融合的特點。

“阿嵯耶”是梵文Acarya譯音，其含義包括“圣”、“軌范師”、“導師”、“正行”等。在我國各地的觀音造像中，早期多為男性，唐宋以后，逐漸演化為女性。而阿嵯耶觀音卻兼具男女性特征，如肩膀?qū)挻螅夭科教梗瑑赏戎绷ⅲ嘧悖悴拷延辛Γ腥缒行裕坏溲硇揲L纖細、戴有耳環(huán)、手鐲、項圈，又像女性。在服飾上也與其他地區(qū)迥然不同，其他地區(qū)的觀音造像多為披巾著袍，而“阿嵯耶觀音”上身著輕紗，下套長裙。耳珰沉重，雙臂戴三角狀雕飾之釧鐲，頭戴飾有阿彌陀坐像的菩薩冠。腰佩飾花扣帶，裙裳緊貼于身，裙褶作規(guī)律性弧狀安排，手多結(jié)“安慰印”、“妙音天印”。

阿嵯耶觀音的獨特造型與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有密切關(guān)系。從阿嵯耶觀音的造像中，可以看到印度佛教、吐蕃佛教、唐宋佛教造像的因子，也能感受到緬甸、老撾佛教造像的符號，以及大理地區(qū)佛教造像的特征。

音樂

佛教音樂，又名梵唄。武漢歸元寺主持昌明大師認為：梵者，清凈、潔白、微妙之意，能令聽者忘其世間憂悲煩惱；唄者，歌唱時具有獨特超凡之風格，能令見聞?wù)哔p心、悅目、生敬。

與佛塔、造像等藝術(shù)形式一樣，南詔大理國的音樂也受到當時國際文化交流的影響，特別是受到驃國樂的影響。《唐會要》載：“驃國在云南西，與天竺國相近，故樂風多演釋氏詞云。每為曲，皆齊聲唱，有類中國柘枝舞。其西別有彌臣國，樂舞與驃國同，袁滋、郗士美至南詔，并見此樂。”從本質(zhì)上說，驃國音樂是一種佛教音樂。

東漢以降，佛教在中原大地歷經(jīng)了傳入、扎根、創(chuàng)立宗派、廣泛傳播的過程，其間佛教音樂也迅速地發(fā)展起來。而隨著南詔大理國與周邊各國的文化交流，《菩薩蠻》、《禪定》、《佛印》等樂舞相繼傳入，南詔大理的樂曲也具有了濃厚的佛教色彩。徐嘉瑞先生就曾對南詔當時流行的十二曲曲名進行考訂，發(fā)現(xiàn)大都屬佛教樂曲。

南詔大理歷史上最著名的音樂是“南詔奉圣樂”。唐貞元十六年，南詔王異牟尋為進一步密切同唐朝的關(guān)系，遣使楊加明通過劍南西川節(jié)度使韋皋，向朝廷敬獻南詔民族歌舞——“夷中歌曲”。所派出的歌舞伎隊陣容龐大，所著舞衣“裙襦鳥獸草木，文以八彩雜革”為白族扎染而成。

“南詔奉圣樂”規(guī)模龐大，氣勢宏偉。據(jù)《新唐書》、《南蠻傳》記載:“凡樂三十，工一百九十六人”,僅“序曲二十八疊”，足見其盛況。

被稱為“經(jīng)論梵音”的佛教音樂，是《南詔奉圣樂》的重要組成部分，該部分以“驃國樂”擔綱。《佛印》是“驃國樂”的第一首佛曲，此外還有《贊婆羅花》、《禪定》、《孔雀王》、《宴樂》、 《甘蔗王》、《菩薩蠻》等。這些佛曲大都是樂舞作品，集聲樂、器樂和歌舞于一體，極富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同時，這些佛曲也與南詔大理地方風格結(jié)合，從而更具特色，如《菩薩蠻》是驃國“危髻金冠，瓔珞被體”的表演形式與在南詔少數(shù)民族，俗稱“蠻”演唱風格結(jié)合，從而稱為“菩薩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