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王爺崇佛記 大理國國王段智興與佛教

佛教從唐代開始，分別由中原內地，印度、緬甸、西藏等多條線路傳入南詔、大理國境內，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有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即佛教不可避免地要與歷代南詔、大理國國王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聯系。佛教自傳入大理地區后，得到了南詔、大理國王的扶持，他們之所以扶持佛教，是因為佛教以息心去欲、清凈善性為勸世宗義，能有助于南詔、大理國統治者寧邦御民的治國方略。

大理國國王段智興，是大理國段氏第18代國王，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嗣位，當年改元利貞。后又改元盛德、嘉會、元享、定安。宋寧宗慶元六年（1200年），段智興卒，在位二十九年。據胡蔚本《南詔野史》記載，段智興在位期間，曾遣李觀音得等至廣西橫山砦（今在廣西南寧府江上）求市馬。光宗庚戌紹熙元年（1190年），修十六寺。寧宗乙慶元元年（1195年）修龍首、龍尾二關，三陽城。從現在保留的文物資料來看，段智興統治期間，不僅維修了大理地區的十六座寺廟，而且還敕令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繪制了一卷《宋時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卷》，又稱作《張勝溫畫卷》。同時又敕命大理地區的能工巧匠雕琢了劍川石鐘山石窟1~8窟佛、觀音、明王、護法神及南詔、大理國王造像。從中不難看出，大理國國王段智興是一位好佛、信佛、崇佛、對佛教十分虔誠的皇帝。由于他帶頭信仰佛教，一度使大理國佛教的發展及佛教信仰更顯示出普及性和社會性。

一、大理國國王段智興與《張勝溫畫卷》

《張勝溫畫卷》，又名《宋時大理國描工張勝溫畫梵像卷》，畫卷紙本，高30.4厘米，長1635.5厘米，畫卷分為134開，畫人物628個，傅色貼金，極為精采，現藏臺灣故宮博物院，為我國佛教藝術的瑰寶，同時也是世界佛教圖像畫中的瑰寶。畫卷63~67圖是釋迦牟尼佛會圖，在63圖上有“奉為皇帝白票信畫”，這位皇帝就是段智興，第6圖題記明確標名“利貞皇帝白票信畫”，“利貞”是段智興的第一個年號，使用時間為1172~1175年，這是張勝溫奉皇帝段智興之命的作畫時間。畫后有盛德五年庚子歲正月十一日釋妙光題跋云：“大理國描工張勝溫，描諸圣容，以利蒼生，求我記之。”盛德五年段智興的第二個年號，盛德五年即公元1180年，是該畫卷完成的時間。也就是說張勝溫奉皇帝段智興之命，大約先后花了9年（1172~1180年）的時間完成了這一巨型畫卷。

大理國《張勝溫畫卷》是研究南詔、大理國佛教史、藝術史、民族史的重要資料。在《張勝溫畫卷》中有顯教釋迦牟尼牟尼佛會圖，又有密教的大日遍照佛；有顯教觀音，也有密教觀音，還有具有地方特點的密教觀音，如阿嵯耶觀音，梵僧觀世音、建國觀世音、真身觀世音、易長觀世音等像②。阿嵯耶觀音像全身板直，雙腿并攏，下著裙上多刻雙U形線，秀美纖長，高聳的束發，尖瘦的臉型，細蜂腰和纖細的手臂，具有濃厚的大理國佛像特色，接近鄰國泰國、柬埔寨等所謂印度支那半島地區的造像風格。國立新加坡大學的古正美教授在研究畫卷中的“真身觀世音像”時說“所謂真身”，在觀音佛王傳統的用詞上，應有帝王的觀音身或佛王身的意思。因此，此“真身觀世音”像也是一尊觀音佛王造像。……可以指謂段智興的觀音佛王造像④。”從《張勝溫畫卷》可以看出，大理的阿吒力教不是單純的密教，而是顯，密二教相融。在密教形成的過程中，有印度僧人普立陀訶，贊陀崛多等僧人傳入的密教，也有中原內地，西藏等地傳入的密教。

二、大理國王段智興與劍川石鐘山石窟

劍川石鐘山石窟被譽為“南天瑰寶”，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1961年3月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劍川石鐘山石窟分為石鐘寺，獅子關和沙登箐三個片區。現重點談談石鐘寺區和獅子關區的石刻造像。石鐘寺區和獅子關片區的石窟中已發現二處“盛德四年”的題記，“盛德”是大理國段智興的第二個年號，盛德四年即1179年，與《大理國張勝溫畫卷》成畫的時間相當。

劍川石鐘山石窟第1號窟雕王者造像，王者頭戴金剛寶塔式寶冠，身著圓領寬袖長袍，端坐于龍椅上。王者左右侍者7人。窟內雕像有的學者研究認為是南詔王“異牟尋議政圖”，也有的學者研究認為是大理國國王段思良（思胄）及相國與宮廷侍從的禮佛造像，另外還有多種說法，有待進一步研究。

石鐘寺區第2號窟雕王者造像，王者頭戴金剛寶塔之冠，端坐龍椅上，左右共雕侍者15人，整窟雕像十分精美，細膩，人物造型栩栩如生。該窟雕像有的研究者認為是南詔王“閣邏鳳出巡圖”、“閣羅鳳議政圖”，也有學者說是大理國“段思平雕像”。

石鐘寺區第3窟雕地藏菩薩像。雕像與大理國《張勝溫畫卷》第106幅的地藏菩薩造像相同。

石鐘寺區第4窟雕華嚴三圣像。正中雕毗盧遮佛，左右雕文殊，普賢像，毗盧遮那像背后為阿難，迦葉二弟子。

石鐘寺區第5窟維摩詰及觀音像。窟正中雕維維摩詰居士，盤膝坐于巖石上，頭頂鬢上纏帕，身著交襟寬袖衣，右手結印陳胸前，左手執羽扇置左盤足上，面容清瘦，俗稱“愁面觀音”。敦煌，北京等地的部分佛學研究專家認為，窟內雕的是一位大理的高僧像，而不是維摩詰像。窟的左側雕一耳龕，龕的正中雕阿嵯耶觀音像，善跏跌坐于方形束腰須旅座上，跌足踏二蓮花，手結妙音天印，像左右有二供養人。下臺正中雕一替身佛（李霖燦先生稱為“替身僧”），結定印，左右有二供養人。窟的右側，耳龕正中雕楊枝觀音，右手持柳枝，左手托缽，結跏趺坐于方形須彌座上，左右雕二供養人。下臺正中雕一替身佛，左右雕二供養人。

石鐘寺區第6號窟雕一佛二弟子八明王二護法神像，窟長11米，高3米。是石鐘寺石窟中規模最大的一窟，俗稱“明王堂”。龕臺正中雕大日遍照佛，袒右胸，左手結定印，右手結觸地印，結跏趺坐于蓮座上面。其造像與大理國《張勝溫畫卷》第84幅“南無大日遍照佛”相同。佛像左右雕阿難、迦葉二弟子，兩像站立蓮臺，雙手合十于胸前，后龕壁有二榜題，左榜題墨書“是無上咒，是無等咒”；右榜題墨書“泛淡祥光，泛淡慈光”。大日遍照佛兩側雕有“八大明王”。旁有題書，自左至右為：“大圣東方六足尊明王”，“大圣東南方降三世明王”、“大圣南方無能圣明王”、“大圣西南方大輪明王”、“大圣西方馬頭明王”、“大圣西北方大發（笑）明王”、“大圣北方步擲明王”、“大圣東北方不動尊明王”。八大明王后背有火焰紋身光，身光上面雕有5尊禪定小佛，八大明王身光上共雕40尊小佛。在八大明王的左右兩側，又雕護法神多聞天和大黑天神。大日遍照佛及八大明王的底座高1.4米，上面雕有獅、虎、象、牛、馬、鹿、麒麟等動物。八大明王造像是我國石窟藝術中保存最完好，規模最大，獨一無二的一窟，對研究大理國佛教密宗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據李正覺先生研究，石鐘寺第6窟的八大明王造像是根據唐朝達摩棲那所譯的《大妙金剛大甘露軍茶利焰鬢熾盛佛頂經》記載雕刻的⑤。羅炤先生對此窟有較深的研究，他在《劍川石窟石鐘寺第六窟考釋》一文中說：“劍川石窟第六窟應名為‘尊勝佛頂曼荼羅窟’或‘大妙金剛佛頂窟’”。……是依據《大妙金剛佛頂經》開鑿雕造的，此窟之佛，明王像與圖五的標示完全相符。至此，我們基本明了了此窟的宗教內涵—它是一座展示佛頂信仰與金剛界教法（特別是大樂金剛法與忿怒明王法）有機融合的曼荼羅窟。

石鐘寺區第7號窟雕楊枝觀音像，又稱甘露觀音，俗稱“剖腹觀音”。石窟長12.5米。觀音像高1.52米，頭戴化佛寶冠，身著短袖長衣，項飾瓔珞，右手舉柳枝（稍殘），左手托缽于腹部。左右兩側有二侍女。龕頂的石壁上有六行白粉題書的藏文題記，漢譯大意是：“將世間受無邊苦難的眾生，從痛苦的深淵中拯救出來的，是佛！當把您的尊顏刻在巖壁上時，懇請佛的保佑，把我等福薄的罪惡眾生，從苦難中解脫出來吧！吉祥！”。石鐘山石窟第7號窟有藏文題記，說明西藏僧人古代曾到石鐘寺區石窟朝拜。

石鐘區第8號窟雕女根、佛、佛母、天王像。石窟正中雕一蓮花座，蓮座上面雕一“女根”，即“女性生殖器”，俗稱“阿姎白”。窟壁內兩側各線刻一佛像，右邊為毗盧佛，左邊為阿彌陀佛。毗盧佛下又刻一尊“替身佛”，左右刻四臂尊勝佛母，阿修羅像；阿彌陀佛下刻地藏菩薩像，左右刻觀音像、大勢至菩薩像。窟外左右兩邊雕多聞天王和持國天王像，左天王龕外側，又有一小龕，龕正中蓮座上雕毗盧佛，座下雕一“替身佛”，左右雕四臂尊勝佛母像和六臂阿修羅像。窟頂有墨書題記“盛德四年作□已亥八月三日記”。“盛德四年”，即1179年。窟內壁及窟左側均雕有四臂尊勝佛母像，像的名稱與西藏密宗供奉的尊勝佛像相同，大理地區信奉的尊勝佛母像有四臂，西藏密宗供奉的尊勝佛母像有八臂，大理地區信奉的密宗勝佛母像可能由西藏傳入。”

劍川石窟獅子關區第9號窟雕王者造像。窟正中雕一王者像，頭戴蓮花瓣形王冠。左邊雕王妃及小孩；王者右邊雕1小孩，左右有2侍從。民間稱此窟為“全家福”。王者與王妃之間有一題榜書：“大圣耳呈躅□□大王及后妃男女從者等尊容元改造像昌寧記之”。有的學者研究認為此窟雕像是南詔王細奴羅像。

獅子關區第10號窟雕梵僧觀世音像，窟正中浮雕梵僧立像，頭戴二層方形赤蓮冠，頭后有圓形浮雕佛光。左手持凈水瓶，右手結論辯印。梵僧像左腳傍雕有一犬。梵僧左肩外有一題榜書：“紫石云中信境蘭若盛德四年六月七日造像施主工匠金榜楊天王秀創”。該窟梵僧造像是南詔阿嵯耶觀音的化身，其造型與《南詔圖傳》中的梵僧像相同，是南詔開國梵僧化齋故事的再現。同時還與大理國《張勝畫卷》第58幅的“梵僧觀世音菩薩”像和第86幅的“建國觀世音菩薩”像相同，其雕琢的粉本就是來源于《張勝溫畫卷》上的“梵僧觀世音菩薩”像，雕琢時代為大理國段智興盛德四年（1179年）。

獅子關區第11號窟雕護法力士像。龕的正中浮雕一護法力士像，面部已毀壞，發卷曲，雙手執一法器，法器尖部作回卷狀。像旁刻“波斯國人”四字。其造像與大理國《張勝溫畫卷》第128幅“守護摩醯首羅眾（即大自在天像）”，像左下方繪一牽牛的侍衛像，卷發，足穿長筒靴，左手執一尖部卷曲的法器的護法金剛力士像相同。

劍川石鐘山石鐘寺區，1-8窟雕像工程浩大，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不是少數幾個施主就能完成的。石窟開鑿的時間正好是大理國段智興盛德年間，當時可能是由大理國國王段智興敕造的，也就是說石窟從設計、規劃、施工開鑿都是由官府主持營造的。前面談到的大日遍照佛、阿嵯耶觀音像、梵僧觀世音像等雕像的粉本就來源于大理國《張勝溫畫卷》。特別是劍川石鐘山石窟中和《張勝溫畫卷》中都有相同的“替身佛”（替身僧），地方特點較為突出。據楊郁生先生研究“替佛僧”、李霖燦先生稱為“替身僧”，白族地區的阿吒力又有“魂佛僧”、“化佛僧”、“引佛僧”、“現佛僧”等多種叫法，叫法不同，但宗教職能是一致的，即是一位替佛在現世說法傳教的僧人。‘替佛僧’是阿叱力教的創造，但不是發明，他明顯是來自巫的巫術和巫儀。白族地區的巫師在作法中經常自稱是神的代言人，是神附體而胡言亂語、手舞足蹈，巫術中的‘跳神’，實際上是‘神在跳舞’。我們沒有見過阿叱力‘替佛僧’在法會中的表演，但在劍川石窟、《張勝溫畫卷》中能經常碰上那熟悉的面容。劍川石窟石鐘山區八號窟（俗稱‘阿姎白’）龕壁線刻‘阿閦佛’寶座正前方，有一位結跏趺坐的僧人。第五號窟阿嵯耶觀音和甘露觀音的正下方，亦分別有兩位跏趺坐的僧人。《張勝溫畫卷》‘南無釋迦佛會’圖，釋迦牟尼佛寶座前也畫了跏趺的僧人。‘南無逾城世尊佛’畫中亦有一位。以上各尊‘替佛僧’的造型均僧相、趺坐，身后有頭光或背光，嚴肅端莊，與佛或菩薩處在同一條垂直中心線上。‘替佛僧’是阿叱力教的一種最有地方民族的‘土特產品’也極大地豐富了南詔大理佛教藝術的個性化和民族化。”

三、重修十六大寺，再現南詔、大理國寺廟輝煌

由于佛教的不斷發展，南詔、大理國時期曾在大理地區建造了眾多的寺廟，但大理地區是地震頻繁的地區之一，很多寺廟在地震中被毀壞。到大理國段智興時，被地震毀壞的十六寺、龍首城、龍尾城、三陽城等古建筑得到了修復、重建，再現了南詔、大理國寺廟的輝煌。

四、設置僧官完善佛教管理制度

大理崇圣寺是南詔、大理國的皇家寺院，大理國國主段智興曾在崇圣寺內設置僧官管理僧尼及佛事活動。姚安縣陽派鎮陽派村興寶寺內立有一塊大理國段智興元享二年（1186年）的《興寶寺德化銘并序》碑，題《大理國上公高踰城光再建弄棟華府陽派郡興寶寺德化銘并序》，皇都崇圣寺粉團侍郎賞米黃繡手披釋儒才照僧錄阇梨楊才照奉命撰。“皇都崇圣寺”即大理崇圣寺，阿阇梨楊才照曾被大理國國王段智興授予“僧錄”之職，負責管理佛教僧尼事務。“僧錄”的設置始于后秦，據《高僧傳》卷六載，秦主命道契為僧正，僧遷為悅眾，法欽、慧斌掌僧錄。……至唐重置，掌全國僧籍，僧官補授、寺院管理等事宜。日本圓仁撰《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一載：“僧錄統領天下諸寺，整理佛法。”唐以后地位上升，相當于早期的“僧正”、“沙門統”，為僧官之最高職務。宋代因之。南詔、大理國時期的佛教文化仿唐較強，故僧官的名稱與唐、宋的名稱相同。

綜上所述，大理國國王段智興在發展佛教信仰的過程中，曾掀起過三個大的高潮：一是敕令描工張勝溫繪制了珍貴的《梵像卷》；二是敕造了劍川石鐘山石鐘寺區規模宏大的石窟造像；三是維修重建了被地震毀壞的十六座寺廟，使佛教信仰得到廣泛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