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詔大理佛教 貴族子弟在家為僧制度始末

云南南詔、大理政權利用佛教進行自我神話，加強統治的做法是一脈相承的，特別是大理時期還形成了成熟的“在家僧制”即僧侶貴族世家制度。在家僧制合法性來源于南詔王子出家的傳說，相傳天竺的觀音大士來南詔傳法，王子等數千貴族子弟都要求出家為僧，造成統治階級內部繼承上的恐慌，于是國王下令“仿乾竺婆羅僧，求佛而在家者也”，設立“在家僧制”（《故正直恭謙和尚墓碑銘并敘》）。

貴族子弟一旦成為在家僧，不但繼承原有的世襲勛爵，而且也因修持密法而成為宗教領袖和儀式專家。政治與宗教身份的合一，成為云南洱海地區統治精英的最大特色。大理國的國師分為三等，分別為無為寺僧、崇圣寺僧、羅荃寺僧。佛寺是兼具宗教、軍事和教育的重鎮。無為寺是各項習武考核之所，崇圣寺是臣民入學之所，羅荃寺是由阿闍黎戒師主持各項重要法事活動之所，并調節民間日常各種糾紛。貴族弟子在七歲時便要在崇圣寺學習諸經，聽僧官講課，學習漢文和梵文，表現優異者才會受到重用。

大理國的“師僧”可以娶妻生子，精通釋儒是大理開科取士的要求，“師僧有妻子，往往讀儒書，段氏而上，有國家者設科選士，皆出此輩”，可見精通釋儒的師僧，是大理白族的統治精英。元代滅大理后，世襲佛教統治精英階層尚未受到根本性沖擊，至明朝嚴格僧侶度牒制度，要求僧侶獨身造成云南原有少數民族佛教世襲家族崩潰，漢傳佛教禪宗亦大規模傳入西南地區。原有少數民族世襲貴族轉而業儒；部分則變身為民間宗教“阿咤力教”的儀式專家，地位下降。

南詔、大理密教的源頭，曾是學術界長期爭論不休的話題，有持印度（經緬甸）傳入說者、有持西藏傳入說者、有持漢地（由四川）傳入說者。最新的史料和研究，使得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傾向于南詔、大理密教主要受到漢地佛教（華密）的影響。公元八世紀印度密宗傳入中國，唐玄宗時一度蓬勃發展，不久后逐漸衰落，也就在八世紀，華密經四川對南詔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南詔大理土著原本有原始巫術信仰，后受到天師道的影響，“從《維摩詰經》及張勝溫《梵像卷》上看，他們信密宗，又尊顯宗，敬奉觀世音，亦禮禪宗六祖，還有一些地方性的高僧異人，使我們不悉其所奉何教，總之，可云集宗教復雜之大成。”密教最終在南詔大理取得優勢地位，與其易于與云南土著固有原始宗教信仰想通，有一定的關系。而南詔大理密教的源頭為“華密”，亦可見漢族文化對周邊兄弟民族影響之深遠。佛教對于漢人，本為外來宗教，中國化或華化后的佛教再度輻射周邊民族，以往的學術研究并未對此有充分的認識。與南詔大理的情況類似，當時西藏吐蕃佛教也應受到漢地佛教一定程度上的影響，但現在只保留了8世紀末期漢地禪僧摩訶衍應吐蕃贊普的邀請由敦煌進入西藏地區傳布禪宗的傳說。

南詔大理密教雖然主要以“華密”為源頭，但南詔大理佛教的發展卻迥異于漢地佛教。在漢地，儒家思想、宋明理學一直保持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漢地佛教只能以“出世”的姿態作為儒家倫理思想的補充。而南詔、大理政權，都力圖通過佛教密教來確立自己政權的合法地位，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權，佛教職業僧侶與王朝統治階層也緊密結合為“在家僧制”下的兼通儒釋的師僧。這種獨特的師僧制度，對于我們在更廣泛的視域內探討佛教的各種實踐形態，政教關系理論都具有重要的意義。